推进法治进程的16起案件
导语：行政诉讼的30年，是通过人民法院审理一个个行政案件中所发现的问题，依法审理后作出的裁判，从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进程。下述摘录的16起推进法治进程的案件取材于「行政诉讼30年：亲历者的口述」一书。分享于此，以飨诸位师友参阅学习之需。
全国第一起撤销公安机关治安处罚案—朱某父子诉淮阴市公安局治安裁决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常务委员会1986年9月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于1987年1月1日起施行。就在该法施行的第一个月，江苏省涟水县某公司职员朱某与公司领导发生了点矛盾，朱某父子俩就来找某公司陈经理论理。陈经理情急之下，扇了朱某一个耳光，并且嘴角出血。朱家又来了一些亲戚，矛盾逐渐升级，公司报警。公安机关就以扰乱单位工作秩序为由，作出给予朱氏父子分别行政拘留7天和10天的行政处罚。朱氏父子不服，向淮阴市公安局提起复议，淮阴市公安局又作出了维持行政处罚决定的裁决。朱家父子仍不服于1987年3月16日向涟水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认为，公安机关认定的事实是不清楚的，作出的处罚是不恰当的，裁定撤销了淮阴市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复议裁决。县公安局不服，向淮阴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中级法院审理以后，认为涟水县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是正确的，作出了维持原裁定的裁决。第二天，《法制日报》便刊出题为《全国首例被撤销的公安行政案件》该文中指出：“他们告赢县公安局的案子，成了全国第一起公安机关败诉的行政案件，也是《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实施后，人民法院撤销公安机关裁决的第一起治安行政处罚案件。”
中国首例农民告县政府案件—包郑照父子诉苍南县人民政府强拆案
中国民间一直流传“民不与官斗”的谚语，老百姓告县政府需要极大的勇气。1987年7月，苍南县政府为落实水电部《水利水电工程管理条例》和国务院《关于清除行洪蓄洪障碍，保障防洪安全的紧急通知》的指示精神，对坝上部分影响到大坝防洪的违章建筑进行清除。当动员到包家拆房时，发生了争执。苍南县政府认为，包家房子是违章建筑，强行将包家房子爆破拆除。农民包郑照父子不服县政府的强拆行为，从1987年7月开始，多次向县人民法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起诉，状告县政府违法拆房，均未能如愿。直到1988年3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下文过问此事，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才受理了此案。1988年8月29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判决苍南县人民政府强行拆除包家违章建造的部分房屋是合法的，驳回原告包郑照等人的诉讼请求。1988年12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宣判了农民包郑照等人败诉。该案虽以农民包郑照一家败诉为结果，但该案成为新中国民主与法治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反映了中国公民对诉讼制度的普遍呼唤，催生了行政诉讼法的及时出台和行政诉讼制度的普遍建立。
保障计划经济平稳地向市场经济过度—京龙物资供应站诉江苏省工商局行政处罚案
1989年3月10日，江苏省工商局作出了《关于对京龙站抬价销售计划内钢板的处理决定》，认定京龙站将5258.017吨平价薄钢板抬价销出，从中获取平转议价差10,767,932.29元，实际取得非法收入10,019,389.05元，违法了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和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的相关规定，决定没收非法所得10,019,389.05元，并建议有关部门追究此案责任者政纪或法律责任。京龙站提请复议。国家工商局于1989年5月11日作出复议决定，认定省工商局处理正确，维持原处理决定不变。京龙站不服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经研究认为此案在全国有重大影响，政策性强且争议的没收金额大，决定作为一审案件立案审理。本案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案件，由于过渡阶段法律、法规不甚完善，主要依据相关政策解决当时存在两种体制下，发生冲突的问题。当时我是本案的书记员，经历了本案的全部审理过程，从中感受到法院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法院在审理中认为，原告从事的钢材调串业务，是把计划内的钢材转为计划外，这个期间原告有加价的行为，但同时原告也把转为计划外的这么一部分利润，单独记账，滚动使用，去用于从计划外组织钢材做平价销售，也就是平转议、议转平。它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所以它不构成投机倒把。在诉讼期间，经法院做工作，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了改变其所作的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决定，京龙站申请撤回起诉。法院经审查准予撤诉。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两种制度中的政策存在一定的碰撞，法院站在法律的立场上，对各种政策进行分析，对符合转型的政策规定作出依据，保障了计划经济平稳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43户居民诉普陀区规划土地局建筑工程执照案
1990年10月22日，泰山二村第一居委会向普陀区规划土地管理局提出在泰山二村19—21号楼前空地上建筑19行车棚的申请。普陀区规划土地管理局在征得相关单位的同意，并到现场勘查的基础上，于1990年12月15日向申请人核发了“临90—645”建筑自行车棚工程执照。普陀区泰山二村19号至21号43户居民不服，认为自行车棚挡住居民的窗户，没有间距，于1991年8月21日提起行政诉讼。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在核发“临90—645”建筑工程执照时，未审查核实自行车棚建筑地基下铺设的19来水管道及电力电缆线，核照发证，违反了城市规划法第三十五条及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十六条第一项关于“不得在地下电缆保护区内兴建建筑物”等有关规定。被告实施的是法律法规已明确禁止的行为，其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判决撤销上海市普陀区规划土地管理局向泰山二村第一居委会颁发的“临90—645”搭建自行车棚建筑工程执照。本案确定了两个原则：一是首次确立了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或组织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二是确立了行政诉讼合法性审查范围不局限于原告请求保护的合法权益范围，而是包括被诉具体行政为的全部内容。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第一起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案—湖北省黄梅县振华建材物资总公司诉湖北省黄石市公安局扣押财产及侵犯企业财产上诉
1994年8月27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湖北省黄梅县振华建材物资总公司（以下简称振华建材公司）与湖北省黄石市公安局行政扣押一案作出一审行政判决认定，振华建材公司利用银行贷款所购钢材属该企业合法财产，黄石市公安局在所扣钢材所有权关系明确，有关证据足以证明与其所称犯罪嫌疑人无关的情况下，对振华建材公司合法财产强制扣押的行为违法；黄石市公安局在扣押钢材期间，向振华建材公司施加压力，并在其办公地点主持该公司与无经济合同关系的浙江省瑞安市生产资料服务公司(以下简称瑞安生资公司)签订违背振华建材公司真实意愿的合同，强迫该公司用其合法财产偿还他人所欠债务，侵犯了被上诉人财产所有权，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赔偿责任。根据行政诉法的规定判决：撤销被告黄石市公安局扣押原告振华建材公司133.38吨钢材的行为；赔偿原告被扣钢材损失357 371元，其他损失5100元及被扣钢材贷款利息。黄石市公安局不服一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于1995年11月2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90年代，个别公安机关越权利用刑事侦查手段插手经济纠纷，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二审判决，纠正了公安机关的这类违法行政行为，维护了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
青岛中院516名个体户状告市北区工商局收缴营业执照案
个体工商户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行政机关侵犯他们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依法与国有企业同等予以保护，才能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
1994年5月25日，青岛市市北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收缴了即墨路小商品市场516个体户的营业执照。于是他们先是到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信访，反映这件事，法院信访接待人员告知此事可以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矛盾。同年7月8日，他们依法向青岛中院提起了行政诉讼。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依法对营业执照实施管理是工商机关的法定职责，但被告此次收取营业执照既非换发营业执照，无法定事由和法律依据。据此，判决撤销收缴营业执照行为。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起行政诉讼抗诉案—贵州省桐梓县农资公司诉桐梓县技术监督局行政处罚抗诉案
1995年1月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就贵州省桐梓县农资公司诉贵州省桐梓县技术监督局行政处罚案作出的再审行政判决违法，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规定，于1995年1月27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该案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第一起行政抗诉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工业产品质量责任条例》的有关规定，经销复混肥必须持有注明生产厂名称、产品名称、批号、产品质量、生产日期及标准号，并须检验人员签名，加盖检验机构公章的检验合格证。经销无检验合格证的商品应视为销售伪劣商品。农资公司经销第三批 180吨复混肥，仅有一张盖有“仅对化验样品负责”字样的检验报告单，该单上既没有注明批号、吨数，也无检验人员的签字，属于无效检验合格单，其经销的该批复混肥应视为无检验合格证的劣质复混肥。
依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在生产、流通领域中，产品质量责任问题，应由技术监督部门负责处理。县打伪小组召集县技术监督局、县工商局、农资公司等单位协调，确定以重新抽样检测的结论作为处理依据。再审判决依据此次鉴定结论及其他相关证据认定 180吨复混肥均为劣质复混肥是正确的。县技术监督局在诉讼过程中提供的证据及规范性文件不属于该决定的主要证据和决定依据，因而不受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的限制，故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综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抗诉理由不能成立。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维持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再审判决。
12688名农民诉陕西省子洲县裴家湾乡人民政府违法要求履行义务案
1996年8月至11月，裴家湾乡政府根据子洲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文件的规定，以裴政发（1996）8号《关于征集1996年民兵训练经费的通知》和裴政发（1996）9号《关于下达1996年各种税收和夏粮收购任务的通知》，向全乡45个行政村下达了共计862046元税费征收任务。1997年4月30日，裴家湾乡12688名农民以裴家湾乡政府“搭车”加收税费、违法要求履行义务为由，向榆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榆林中院于1998年3月23日作出一审判决，撤销裴家湾乡政府重复征收农业特产税20000元、多征收农田水利建设补偿费47400元、多征收夏秋定购粮补差费21583元的具体行政行为，已收回款项部分如数退还农民，驳回裴家湾乡农民其他诉讼请求。裴家湾乡农民仍不服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二审法院作出了撤销裴家湾乡政府违法征收194348元农业税费行为、已收回款项如数退还农民的终审判决。二审宣判后，裴家湾乡农民认为省法院的终审判决合法、合理、公正，表示服判息诉。
90年代，农民负担问题非常突出，因为违法征管引起的行政争议时有发生，但是相当一部分农民不知道告、不会告、不愿告、也不敢告，通过这个案件的审理，使农民群众知道了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权利可以得到救济，更多的农民群众拿起了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中华第一楼案
—泰国贤成两合公司、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诉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深圳市招商注销登记上诉案
泰国贤成两合公司、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对深圳市工商局作出的注销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企业登记的行政行为、《关于成立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清算组的决定》和深圳市外资办作出的《关于设立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深圳鸿昌广场有限公司”的批复》这三个行政行为均不服先后提起诉讼，因这三个行政行为相互关联，故一审法院进行了合并审理。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深圳市工商局注销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企业登记不符合法律规定；深圳市工商局在注销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企业登记后再决定组成清算组，对该公司进行清算，违反了法定程序；中方四家公司以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拥有的土地使用权为投资与(香港)鸿昌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合作，不符合法律规定；原深圳市外资办在中方四家公司未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情况下，便批准其与(香港)鸿昌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的合作合同与法不符。据此，一审法院于1997年8月1日作出如下判决：1、撤销深圳市工商局1994年11月23日注销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企业登记的行政行为；2、撤销深圳市外资办1994年12月1日深外资办复(1994)976号《关于设立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深圳鸿昌广场有限公司”的批复》；3、撤销深圳市工商局1995年8月1日深工商清盘(1995)1号《关于成立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清算组的决定》。原审被告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深圳市招商局，原审第三人深圳上海时装公司、深圳市工艺服装工业公司、深圳开隆投资开发公司、深圳市华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鸿昌广场有限公司均不服该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各方诉讼当事人聘请的辩护律师中有，中国政法大学著名教授江平、著名行政法教授应松年、马怀德，著名律师高宗泽、闫建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参与行政诉讼法起草工作的原副主任肖峋等人。本案在一审审理中，就广受社会各界的关注，可以说是中国当时最有影响的行政诉讼案件。为审理好本案，最高法院派出了最强的审判阵容，审判长由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罗豪才大法官担任，合议庭成员由杨克佃、江必新、岳志强、赵大光、罗锁堂、胡兴儒六位资深行政法官组成。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决维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995)粤高法行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深圳市招商局，依法对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深圳鸿昌广场有限公司的有关事宜重新处理。
该案成为20世纪我国20大名案之一，在共和国民告官的案件中，创下了六个“最”，涉案标的最大、审理阵容最强、级别最高、当事人和代理人最多，开庭时间最长，参加旁听的人员的队伍最庞大大。
刘自荣诉米泉市劳动人事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抗诉案
2001年1月7日，米泉市铁厂沟镇三矿副矿长刘自荣得知该矿井下三水平三米八煤层第三采仓仓顶被拉空，仓顶拉空将会给煤矿生产安全带来隐患且炮工也无法下井生产，拉空仓工人按规定也将被单位处罚。2001年1月8日晚10时左右，刘自荣与炮工余远贵一起在工人周天清的宿舍内，将瞬发电雷管改制成延期电雷管时，雷管爆炸，将刘自荣的左手拇指、食指、中指炸去，无名指受伤。事发后，铁厂沟镇煤矿立即将刘自荣送往医院救治，并承担了刘自荣的全部医疗费用。2001年3月21日，铁厂沟镇煤矿与刘自荣达成赔偿协议，由铁厂沟镇煤矿给刘自荣一次性补助15000元的今后生活费、营养费。2001年4月9日，刘自荣向米泉市劳动人事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米泉市劳动局)申请工伤认定。2001年4月25日，米泉市劳动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刘自荣不服，申请昌吉回族自治州劳动人事局复议，昌吉回族自治州劳动人事局维持了米泉市劳动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刘自荣不服，向米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米泉市人民法院以( 2001 )米行初字第14号行政判决撤销了米泉市劳动局2001年4月25日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2001年10月20日，米泉市劳动局重新作出米劳人职安(2001)第1号工伤认定通知书，不予认定工伤。刘自荣不服，又向米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米泉市人民法院又以(2002)米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撤销了米泉市劳动局米劳人职安字(2001)第1号工伤认定通知书。2002年7月3日，米泉市劳动局再次作出米劳人字(2002) 24号《关于不予认定刘自荣为工伤的决定》(以下简称第24号《决定》)。
刘自荣不服，再次向米泉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第24号《决定》。2002年9月29日，米泉市人民法院作出(2002)米行初字第9号行政判决认为，该院于(2002)米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以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撤销米泉市劳动局第24号《决定》。米泉市劳动局不服，提出上诉。2002年12月18日，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行政判决，撤销一审行政判决;维持米泉市劳动局第24号《决定》。刘自荣不服，向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昌吉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2003)昌中行监字第5号驳回再审通知书驳回了刘自荣的再审申请。刘自荣又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06年5月17日作出再审行政判决，维持二审行政判决。
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再审行政判决(以下简称终审判决错误，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如下：1、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6）新行再字第2号行政判决；2、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02）昌中行终字第32号行政判决；3、维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米泉市人民法院（2002）米行初字第9号行政判决；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应在收到本判决之日起两个月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根据我国宪法第四十五条、《劳动法》第一条及有关工伤保险的法律规范规定，在处理工伤保险问题中,突出了对职工权利的保护，偏重职工的权利和用人单位的义务。可以说，有关工伤保险的立法是以职工为权利本位，以用人单位为义务本位。据此，本案的判决确定了两个规则：一是在有关工伤保险法律规范中规定“应当认定工伤”不明确的，应当从宽适用。在对有关规定中的“工作原因”存在缩小解释与扩张解释都有一定道理时，适用扩张解释更符合我国宪法的基本精神。二是确立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中有关“本单位利益”界定标准，即职工因从事与本单位工作需要和利益具有直接关系的工作而负伤，即使存在一般性违规情形，亦不可据此认定不是为了企业的合法利益或重大利益而排除在工伤保险范围之外。这一规则体现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充分保护。
首例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行政诉讼案
—袁某某要求撤销被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委员会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案
2013年4月15日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街道社区公共服务协会（以下简称广外服务协会）出具《授权书》，同意将中国古建筑模型扎小样项目申报第四批西城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向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递交申报书、论证报告及相关资料，保证材料的客观真实性，并授权西城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对本项目进行宣传和推广，同意将提交的该项目所涉及的相关材料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和保护工作。同年4月24日，广外服务协会作为中国古建筑模型扎小样项目的申报单位填写了《西城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表》，袁某某系申报工作负责人。此后，西城区文委组织了专家评审、网上公示等工作。经西城区政府研究，同意将中国古建筑模型扎小样等28个项目列入第四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予以公布。袁某某作为从事“古建筑模型扎小样”的制作者及该项目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负责人， 对未被命名为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提出异议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袁某某要求西城区政府、西城区文委将“古建筑模型扎小样”项目从第四批西城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撤销，但本案中将“古建筑模型扎小样”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予以公布的实施主体是西城区政府，故袁某某以西城区文委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裁定驳回袁某某的起诉。袁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李某某诉招远市教育局政府信息公开案
李某某与丈夫均系乡村教师，随着孩子逐渐长大，为他提供一个良好学习环境的想法在李某某两口子的心理如枝蔓狂生，调进城工作、安家在县城迫在眉睫。为此，李某某连续几年都通过学校向市教育局提出申请，要求调动到城区工作，但是一直没能遂愿。2015年3月，李某某向市教育局提出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申请市教育局公开全市教师调动的政策、方式、流程等方面的政府信息。市教育局没有按期答复，李某某提起了行政诉讼，要求法院判决市教育局公开相应的政府信息。
受理此案后，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对此案进行了审前调解。通过到市教育局调查了解到，调动方式公开的范围有限，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法院指出了教育系统在教师调动方面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建议他们对教师的调动制定公开透明的制度规范。经多次与李某某进行了沟通交流，指出市教育局存在的问题，需要逐步改进和完善的。李某某还非常年轻，只要市教育局制定出公平公正的教师调动操作规范，公开透明地进行选拔，以后会有很多机会。在法院的多次调解下，这起官民纠纷得以诉前圆满化解，双方都对法院的工作非常赞赏。
最高人民法院首罚虚假评估行为的行政案件——嘉森评估所诉讼失信案
新民市政府于2009年6月25日和2013年12月18日，两次发布公告，禁止在项目用地范围内抢栽抢建。2013年12月21日，新民市政府发布《京沈铁路客运专线（新民段）项目建设征地拆迁补偿实施方案》，附件中关于紫叶稠李的补偿标准为每株50元。2014年3月9日，新民市政府组织人员对魏淑英、齐帅承包地上的苗木进行核查，确认承包地上栽种有3年生紫叶稠李23116株，嘉森评估所派人参加了核查工作。2014年3月13日，新民市政府对魏淑英、齐帅7.2亩承包地上的紫叶稠李未进行评估就实施了强制清除。魏淑英、齐帅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强制清除行为违法并予以赔偿。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新民市政府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缺少事实依据，应当确认违法。并且，因新民市政府的违法强拆行为造成了魏淑英、齐帅的财产损失，参照涉案征地补偿方案规定的标准（50元每株），判决新民市政府赔偿原告一方115万余元。新民市政府不服一审判决，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新民市政府的上诉。
二审判决生效后，新民市政府委托嘉森评估所对魏淑英、齐帅的紫叶稠李进行价格评估，嘉森评估所于2015年8月28日出具了沈嘉林评字[2015]第530号《京沈客专项目涉及齐帅所有紫叶稠李资产价值评估报告书》（以下简称530号《评估报告》），认定魏淑英、齐帅的紫叶稠李苗木价格为每株5元，评估技术人员为周士杰、张继亮。新民市政府将《评估报告》作为新证据，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一、二审行政判决，改判补偿魏淑英、齐帅损失115800元。
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新民市政府的再审申请。同时作出罚款决定，认为嘉森评估所出具虚假评估报告，妨碍了人民法院公正审理案件，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张汝伯作为嘉森评估所的法定代表人，周士杰、张继亮作为评估报告书的评估技术人员，分别是提供虚假材料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亦应当对该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对嘉森评估所罚款人民币一万元整；对张汝伯、周士杰、张继亮各罚款人民币贰仟元整。
在当前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虚假评估及虚假鉴定等行为较为泛滥，较大妨碍了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公正审理，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而本案是新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认定诉讼失信、妨碍审理并予以处罚的第一案，处罚系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顶格处罚，表现了人民法院对对诉讼失信行为予以重拳出击、严厉打击的决心，具有典型意义和示范效应。
违法强拆行政赔偿案的审理思路和裁判规则——路以峰诉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政府违法强拆行政赔偿上诉案
2012年6月21日，东昌府区政府作出东昌政通字（2012）15号《关于谷庄片区旧城改建项目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决定对东昌府区谷庄片区旧城改造项目范围内房屋进行征收，路以峰在征收范围内有一处房屋，未办理房屋产权登记。在征收补偿签约期限内，路以峰未与东昌府区政府就征收范围内房屋达成补偿安置协议。2013年1月12日，东昌府区政府对路以峰所有的房屋实施了强制拆除，但对相关证据并未公证保全。路以峰不服，与其所在村村民共计25人提起行政诉讼，共同起诉要求确认东昌府区政府强制拆除房屋行为违法，并赔偿因房屋强拆造成的经济损失。一审法院判决：东昌府区政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路以峰提供与被拆除房屋区位、用途、面积相同的安置住房，或面积相近的安置住房并按每平方米7755元的标准结算差价；或者支付房屋赔偿金1774111.35元（由路以峰选择安置住房或货币赔偿）；.东昌府区政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路以峰支付室内物品损失赔偿金20000元。路以峰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该案梳理了人民法院正确处理房屋违法强拆行政赔偿案的审理思路和裁判规则，贯彻了中央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所规定的对公民居住利益及时补偿、合理补偿、充分赔偿的原则精神，体现了有权必有责、违法须担责、侵权要赔偿、赔偿应全面的法治理念。
张道文诉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政府侵犯经营自主权一案
1996年8月，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政府对24O辆人力客运老年车改型为人力客运三轮车的经营者每人收取了有偿使用费3500元。1996年11月，对原有的161辆客运人力三轮车经营者每人收取了有偿使用费2000元。从1996年11月开始，市政府开始实行经营权有偿使用，有关部门对限额的401辆客运人力三轮车收取了相关的规费。1999年7月15日、7月28日，市政府针对有偿使用期限已届满两年的客运人力三轮车，发布《关于整顿城区小型车辆营运秩序的公告》和《关于整顿城区小型车辆营运秩序的补充公告》（以下简称《补充公告》）。其中，《公告》要求“原已具有合法证照的客运人力三轮车经营者必须在1999年7月19日至7月20日到市交警大队办公室重新登记”，《补充公告》要求“经审查，取得经营权的登记者，每辆车按8000元的标准（符合《公告》第六条规定的每辆车按7200元的标准）交纳经营权有偿使用费”。张道文等182名经营者不服，向简阳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简阳市人民法院判决维持市政府作出的《公告》和《补充公告》。张道文等不服，向四川省资阳地区（现为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四川省资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最高人民法院提审后认为，市政府1996年的经营权许可在程序上存在明显不当，直接导致与其存在前后承继关系的本案被诉行政程序明显不当。申请人关于本案行政许可没有期限限制的主张不能成立。虑及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作出之后，简阳市城区交通秩序得到好转，城市道路运行能力得到提高，城区市容市貌持续改善，以及通过两次“惠民”行动，绝大多数三轮车主已经分批次完成置换，如果判决撤销被诉行政行为，将会给行政管理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带来不利影响。判决确认简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公告》和《补充公告》违法。
程序正义是看得见的正义，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应当履行正当的行政程序，履行特定的告知义务。程序正当是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要义之一。
厘清农村宅基地的权利构成是正确征收补偿的前提——郭冬军诉渭南市临渭区人民政府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案
2009年310国道改线临渭段，郭冬军的宅基地位于拆迁范围内。同年9月18日，郭冬军与临渭区政府设立的310国道改线工作办公室签订拆迁协议，补偿款项已兑付。临渭区政府2013年7月16日出台《双王街道许村土地房屋征收安置后续工作实施细则》，制定了“涉征宅基地内土地人均补偿款55000元”的后续安置补偿政策。2014年10月，郭冬军与临渭区政府设立的国道310改线项目拆迁安置工作指挥部签订国道310改线项目拆迁户安置协议，并按照协议约定享受了补偿款和安置房。涉案安置房位于宣化馨城芳草园，安置房屋已交付郭冬军使用。2014年11月20日，临渭区政府办公室下发《关于印发渭南市临渭区解放路北扩康德街至国道310段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征收范围为双王街道槐衙社区第三居民小组、第四居民小组、第八居民小组范围内涉征的土地及地面建筑物、构筑物、附属物等，郭冬军宅基地不在该项目征收范围内。郭冬军明确表示一审诉讼请求是要求对宅基地进行补偿 。
一审法院认为， 郭冬军诉争的宅基地应包含在内，临渭区政府支付给该村的土地补偿款亦包含宅基地补偿款，郭冬军称应向其个人支付土地补偿款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不能成立。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郭冬军的诉讼请求。郭冬军不服，提出上诉。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查认为，作为宅基地上房屋所有的农民个人，在征收时应当获得宅基地使用价值，即居住功能的相应补偿或者安置。本案中，临渭区政府与被征地村组集体经济组织签订了补偿协议，并向该村委会支付土地补偿费，符合法律规定。郭冬军房屋被征收后，临渭区政府制定了“涉征宅基地内土地人均补偿款55000元”的后续安置补偿政策,郭冬军与临渭区政府签订了征收安置补偿协议，获得了家庭成员人均5.5万元的补偿款以及在宣化馨城芳草园小区的安置房，该安置补偿包含了对郭冬军宅基地使用权价值的补偿。裁定驳回郭冬军的再审申请。
成功案例：
公益普法第七场
公益普法第十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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