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指导案例77号精读：行政机关对举报未按法律规定进行处理的属于行政诉讼受理范围

裁判结果：

1.行政机关对与举报人有利害关系的举报仅作出告知性答复，未按法律规定对举报进行处理，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六项规定的“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因而具有可诉性，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2.举报人就其自身合法权益受侵害向行政机关进行举报的，与行政机关的举报处理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备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

2012年5月28日，罗镕荣向吉安市物价局邮寄一份申诉举报函，举报吉安电信公司收取罗镕荣首次办理手机卡卡费20元，要求吉安市物价局责令吉安电信公司退还非法收取的卡费，依法查处并没收所有电信用户首次办理手机卡被收取的卡费。

2012年5月31日，吉安市物价局收到罗镕荣的申诉举报函。2012年7月3日，吉安市物价局作出《关于对罗镕荣2012年5月28日〈申诉书〉办理情况的答复》，答复内容为：“2012年5月31日我局收到您反映吉安电信公司新办手机卡用户收取20元手机卡卡费的申诉书后，我局非常重视，及时进行调查，经调查核实：江西省通管局和江西省发改委联合下发的《关于江西电信全业务套餐资费优化方案的批复》（赣通局〔2012〕14号）规定：UIM卡收费上限标准：入网50元/张，补卡、换卡：30元/张。我局非常感谢您对物价工作的支持和帮助”。

罗镕荣收到答复后，以吉安市物价局的答复违法为由诉至法院。

一、吉安市物价局答复行为的可诉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1989年通过）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人民法院应受理当事人对此提起的诉讼。本案中，吉安市物价局依法应对罗镕荣举报的吉安市电信公司收取卡费行为是否违法进行调查认定，并告知调查结果，但其作出的举报答复未载明对举报事项的处理结果。因此，吉安市物价局未依法履行保护举报人财产权的法定职责，本身就是对罗镕荣通过正当举报途径寻求救济的权利的一种侵犯，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六项规定的“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的范围，具有可诉性，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二、关于罗镕荣的原告资格。

举报人就举报处理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必须与该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罗镕容认为吉安电信公司收取卡费行为侵害其自身合法权益，向吉安市物价局进行举报，并持有收取费用的发票作为证据。因此，罗镕荣与举报处理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有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

三、关于举报答复合法性。

吉安市物价局作为价格主管部门，依法具有受理价格违法行为举报，并对价格是否违法进行审查，提出分类处理意见的法定职责。罗镕荣在申诉举报函中明确列举了三项举报请求，且要求吉安市物价局在查处结束后书面告知罗镕荣处理结果。但吉安市物价局的答复未依法载明其对被举报事项的处理结果，应予以纠正。

一、行政诉讼中被诉行为的可诉性审查

典型的行政诉讼是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针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对特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作出的有关其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因此，若原告起诉的并非具体行政行为，或该行为对原告的权利义务是否产生实际影响存疑，或原告并非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则法院首先要审查原告起诉的行为是否具备可诉性及原告的主体资格。本案如此，指导案例69号亦如此。此类案例被列为指导案例的原因即在于明确某些不易判断的行政行为是否具备可诉性。

此外，本案中罗镕荣要求吉安市物价局“依法查处并没收所有电信用户首次办理手机卡被收取的卡费”，此请求是超越了罗镕荣本身所受的损失及请求保护范围的。但罗镕荣属于消费者，其认为企业侵犯了消费者的普遍权益，要求监管部门予以查处，此行为本身不仅具备公益性，对监管部门的要求也落在该部门的职权范围中，且罗镕荣本人也因此遭受损害，故此请求具备合法性和利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