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约车侵权担责方式的认定——陈某某诉王某、张某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网约车侵权担责方式的认定
——陈某某诉王某、张某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关键词: 民事 网约车 侵权行为 担责方式
裁判要旨
网约车驾驶员将自有车辆在网约车平台注册并接受平台的指派运营、接受乘客订单，平台收取乘客费用并与网约车驾驶员进行分配。网约车平台作为承运人，应当保证运营安全，车辆运营中如发生交通事故，网约车平台与网约车驾驶员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驾驶员与乘客分别实施侵权行为致第三人损害，应当各自承担赔偿责任。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①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①对应《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贲任。”
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十二条① 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 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
①对应《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 定贲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赉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贲任。”
第十六条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 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人。造成残疾的， 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 费和死亡赔偿金。
②对应《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 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 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案件索引
一审：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人民法院(2019)皖0602民初2408号
(2020年6月29日)
二审：安徽省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皖06民终1055号(2020年 9 月 1 7 日 )
原告陈某某诉称：2017年8月29日，王某驾驶皖FF9×××号小型轿车载张某到达相山路“爱米公寓”后，将车停在非机动车道内，张某下车开右后 车门时，刮碰驾驶电动车行驶的陈某某，造成电动车损坏、陈某某受伤的交通事故。交警部门认定：王某、张某分别承担涉案事故的同等责任，陈某某无责任。王某驾驶的皖FF9xxx 号小型轿车的使用性质是非营运车辆，滴滴公司明知仍然许可其成为该公司的网约车，并允许王某在该公司网络平台从事车辆营运业务。滴滴公司对涉案交通事故的发生明显存在过错。为维护陈某某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王某辩称：对交通事故发生的事实和事故责任的划分没有异议；王某已支付陈某某部分医疗费；王某驾驶的事故车辆系家庭用车，登记为滴滴 公司的网约车，王某接受滴滴公司的派单指令，在车辆运行中，滴滴公司处于运营支配地位，且享有车辆运营利益，应当被认为机动车一方，由滴滴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张某辩称：对事故认定书有异议，责任划分不公正，王某应承担全部责任；张某作为乘客支付了全部运费，王某没有将张某送到爱米公寓门前， 因此张某不承担赔偿责任，应当由王某和滴滴公司承担。
被告滴滴公司辩称：同意王某的部分答辩意见，王某从事快车载客，并不必然认定为营运行为，同时与滴滴公司没有任何劳动雇佣关系，滴滴公司 也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应当依据相关法律依法分清侵权人的侵权责任予以赔偿。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8月29日，王某驾驶皖 FF9xxx 号小型轿车载 滴滴打车乘客张某到达相山路“爱米公寓”后，将车停在相山路“爱米公 寓”前非机动车道内，右边缘距离路边过大，且在张某下车时未尽到提醒义 务，张某下车开右后车门时疏忽观察，刮碰到驾驶电动车沿相山路东侧非机 动车道由南向北行驶的陈某某，造成电动车损坏、陈某某受伤的交通事故。 交警部门认定：王某、张某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陈某某无责任。
皖 FF9×xx号小型轿车登记车主为王某，使用性质是非营运车辆，该车在 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限额5万元，不计免赔)。皖 FF9xx× 号车在滴滴公司平台上注册成为该公司的网约车，王某在该公司网络 平台从事车辆营运业务，事发时，张某在滴滴平台上叫车，王某接单，滴滴 公司共收取费用9.64元，滴滴平台提取了1.93元，支付王某7.71元。
陈某某因涉案交通事故受伤后被送往医院治疗189天，医生诊断：特重 度颅脑损伤、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脑挫伤、多发颅骨骨折、气管切开术 后等，支出医疗费及外购药品共计377155.4元，购买吸痰器、护理病床共计 支出1500元。
2019年7月1日，经安徽公信司法鉴定所鉴定，陈某某伤残等级为一级， 陈某某护理依赖程度评定为完全护理依赖，陈某某伤后误工期、护理期为： 伤后至评残前一日止(评残后转为完全护理依赖),营养期为180日。陈某某 支出鉴定费1900元。
陈某某为非农业户口，受伤前为上海铁路局合肥供电段职工，其于2018 年4月30日退休，因事故受伤其每月减少收人约3126元。
王某在事故发生后已为陈某某支付医疗费68278元及为陈某某购置人血白 蛋白支出7800元，共计76078元。陈某某、王某、平安保险公司就皖FF9xxx 号 车辆的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赔偿达成一致调解意见，平安保险公司在交强 险限额内(除财产损失)赔偿陈某某12万元，在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偿陈某某5万元。
【裁判结果】
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9日作出(2019)皖0602 民初2408号民事判决： 一、被告王某、被告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连带赔偿 原告陈某某各项损失共计787764.24元；二、被告张某赔偿原告陈某某各项 损失共计391709.68元。
宜判后，滴滴公司提出上诉。安徽省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 17日作出(2020)皖06民终105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同时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先由承保机动车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由赔偿义务人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予以赔偿。
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逐项进行分析。
1. 事故认定书应否采信的问题。张某提出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认定书认 定张某承担事故同等责任错误，应不予采信。交警部门认定的事实清楚，适 用法律正确，其作出的事故认定书应予采信。
2. 陈某某为一级伤残的鉴定结论应否采信的问题。陈某某于2017年8月 29日骑电动车与王某驾驶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当日即至淮北矿工总 医院治疗，淮北矿工总医院病历对陈某某的伤情有详细的记载，陈某某自交通事故发生因颅脑严重损伤就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直至鉴定。法院在对外委托时询问过鉴定机构提交陈某某受伤当时及术前影像片的原因，鉴定机构电话答复陈某某残疾等级应为一级，伤残等级鉴定要分析损伤与残疾之间的因果关系，要求提供受伤当时及术前影像片是要确定损伤原因。在本案中，陈某某的受伤当时及术前影像片未能找到，淮北矿工总医院也因设备升级而无法调取影像片存档，但淮北矿工总医院在陈某某首次住院病历人院记录时记载： 陈某某人院1小时前骑电动车时，与另一汽车打开车门相撞，当时摔倒，摔 伤头部，伤后意识不清，急送我院就诊，急诊给予行头颅CT 检查示广泛硬膜下血肿，脑挫裂伤，左顶骨骨折，患者一直神志不清，急诊给予收住我科。 陈某某因交通事故受伤的情形有事故认定书、住院病历予以证明，其现在的伤情符合《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5.1.1.1之规定“颅脑、脊髓及周围神经损伤持续性植物生存状态”,应被评定为一级伤残。故不能仅仅因无受伤当时及术前影像片就剥夺了陈某某主张伤残赔偿的权利，这对陈某某明显不公平，因此对陈某某为一级伤残的鉴定结论予以采信。
3. 赔偿主体的确定及如何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侵权责任法》第 十二条的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 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事故认定书虽然认定王某、张某各负同等责任，但事故责任并不直接等同于赔偿责任，王某、张某如何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分析如下：王某作为驾驶营运车辆的驾驶人员，以驾驶营运车辆为手段获取营业收入，每天频繁地进行停车、上下客的活动，理应对他人的安全持谨慎的高度注意义务，这也是其从事营运活动的基本能力。王某在张某付账后下车时没有观察后方是否安全， 也没有提醒张某下车时开门注意后方是否来车或来人，没有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张某坐于车辆的右后方，当天下雨，其无法从后视镜或后窗中清楚地看到车外后方的情况，但是其下车速度过快，在下车前并未对车外的状况予以应有的关注，对事故的发生也存在过错，王某、张某二人的过错行为造成陈某某受伤，王某与张某在本起交通事故中的过错可以确定，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综合分析王某的过错要大于张某的过错，法院酌定王某承担70%的赔偿责任，张某承担30%的赔偿责任。
4. 王某与滴滴公司的责任承担方式。滴滴公司在庭审中表示本案系侵权纠纷，滴滴公司未对陈某某有直接的侵权行为，故不应承担责任。《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网络约车平台公司承担承运人责任。因此，滴滴公司从事网络约车服务发生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有权要求滴滴公司承担承运人责任。王某将自有车辆在滴滴公司平台上注册，接受滴滴公司的指派运营，与滴滴公司共享运行利益，在运营过程中致陈某某受伤， 也应当共担风险，因此滴滴公司与王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案例注解】
如今在人流量大、车多为患的城市，因开车门疏忽观察引发的人身伤害 事故不断增多，此类事故发生后，当事人对如何确定事故责任、如何承担赔 偿责任往往意见不一，造成纠纷。另外，对于网约车载客造成上述事故，网约车平台和网约车司机如何担责也矛盾不断。
一 、事故责任认定及驾驶人、乘客赔偿责任确定问题
我国《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条中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 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 (二)因两方或者两方以上当事人的过错发 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根据其行为对事故发生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分别承担主要责任、同等责任和次要责任。”具体到本案中，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为驾驶员王某违反了“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放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车身右边边缘距离道路边缘不超过0.3米，沿行驶方向停放”之规定， 王某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乘客张某违反了“乘坐机动车应遵守下列规定： (三)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之规定，双方均有过错，认定王某、张某各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陈某某无责任。 具体到本案赔偿责任的确定问题。虽然交警部门认定王某、张某各负事 故的同等责任，但双方的民事赔偿责任并不直接等同于事故责任。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是由交管行政部门认定的，考量的因素是当事人之间对交通事故的发生所具有的原因力和因素；而交通事故赔偿责任则是由人民法院认定的， 考量的是当事人对事故所造成的后果所具有的原因力和因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仅是人民法院认定交通事故赔偿责任的其中一项关键证据，并不是认定赔偿责任的全部依据。王某作为驾驶营运车辆的驾驶人员，以驾驶营运车辆为手段获取营业收人，每天频繁地进行停车、上下客的活动，较之于乘客张某具有更大的注意义务，应当确保车辆在行驶和停靠状态下均符合安全规范，且在停车位置及乘车人下车时机的选择上具有更大的控制能力， 同时，驾驶员较之于乘客具有更好的观察视野，有义务提醒乘客下车注意避让车辆，并及时打开双闪灯警示。综上，虽然双方各负事故同等责任，王某应该承担70%、张某承担30%的赔偿责任。
王某与张某承担责任的方式问题。司法实务中对于驾驶员和乘客之间侵 权责任性质和承担方式，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驾驶员和乘客构成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责任。因为 《侵权责任法》规定，数个侵权人存在共同过错，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 连带责任。就本案为例，王某在非机动车道内停车以及张某在未仔细观察的 情况下打开右侧后排车门的行为均已违反相关交通安全法规，主观上都未能 尽到自己作为交通参与者应尽的注意义务，各自均具有一定的过错。而双方 共同过错的基础在于各共同侵权人对于可能的损害后果在主观上存在一致的认识。双方应当认识到在非机动车道内打开后车门下车可能对车外路过人员造成一定的风险，但均自信能够避免，故双方主观上具有共同的过错，构成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 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 任。驾驶员和乘客系分别实施侵权行为，应承担按份责任。尽管从外观形式上看，驾驶员靠边停车行为和乘客的开门行为都与损害后果有关，但这毕竟不是两人主观意思上的共同性，两人追求损害结果发生的共同故意不能成立； 且从本案实际情形来看，也很难认定两人都对损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有共同的认识并均有避免损害的自信，即存在共同过失，因此，对于受害人的损害后果，驾驶员和乘客应承担的责任是按份责任，而非连带责任。
对于本案驾驶员和乘客侵权责任形式的认定，关键在于准确把握侵权责 任法中共同侵权的构成要件，结合查明的案件事实，判断双方是否存在共同 故意或过失，如果存在共同故意或过失，就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反之，就承 担按份责任。
共同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如下：
第一，存在加害行为，且行为人为复数。任何一个民事损害事实都与特 定的加害行为相联系，亦即民事损害事实都由特定的加害行为所造成。没有 加害行为，损害就无从发生。该行为的行为人必须为二人或者二人以上，而且这些人必须是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不存在任何替代关系。当然，该行为人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
第二，共同侵权行为的行为人之间，在主观上具有共同过错。即在数个 共同行为人之间须有共同致人损害的故意或者过失，基于此，而使数个行为 人的行为联结为共同行为。共同侵权行为不仅是共同故意可以构成，而且共 同过失也可以构成。
第三，共同侵权行为导致的损害后果具有同一性。所谓结果的同一性， 首先是指共同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是同一的。如果各个行为人是针对不同 的受害人实施了侵权行为，或者即使针对同一受害人，但是不同的权利分别遭受侵害，损害后果在事实上和法律上能够分开，则有可能构成分别的侵权行为或并发的侵权行为，而非共同侵权行为。因此，共同侵权行为的特点就 在于数个侵权行为造成了同一的损害后果。
第四，共同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侵权行为只有在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时，才能构成。如果加害人有加害行为，他人也有民事权益受损害的事实，即受害人的损失是由侵权主体的共同行为造成的，侵权主体才能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具体分析本案，承办人同意第二种意见，驾驶员和乘客系分别实施侵权 行为，应各自承担责任。本案中虽然存在加害行为的人为复数，但双方没有 共同的过错，两人分别实施了侵权行为致第三人损害，并不符合共同侵权的构成要件，不属共同侵权，应按照各自的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按份责任。
二、私家车模式下网约车平台和网约车司机之间的法律关系及责任承担 的问题
在我国，网约车虽然兴起时间较短，但发展空间十分广阔。较之传统出 租车行业，网约车在价格、接单效率、乘坐质感等方面具有优势。可观的收 人、灵活的工作时间、低门槛的加入条件等，也吸引越来越多的私家车车主加入其中。网约车的兴起，既提高车辆载客效率、节约社会成本，又整合社会闲置资源、拓宽就业渠道、促进了公民收入多元化。
从运营结构的不同，网约车平台与驾驶员之间有三种模式：
一是传统模式—— “网约车平台自购车辆，招聘驾驶员来驾驶”的类出 租车运营的传统模式，网约车平台公司对车辆拥有所有权，并负责招聘、管 理和调配驾驶员，驾驶员以平台的名义从事劳动，网约车平台与驾驶员建立 稳定的劳动关系或者劳务关系。
二是双重管理模式—— “网约车平台租赁其他公司的车辆，并与劳务公 司签约，由劳务公司派遣的驾驶员”的模式。该模式中网约车平台与驾驶员 之间建立的劳动关系或者劳务关系的紧密度较传统模式松散，网约车平台仅 是驾驶员的用工单位。而驾驶员与劳务派遣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主要受该单位的管理与约束。
三是私家车模式—— “网约车平台为私家车车主提供客户平台，私家车 车主自主服务”模式。车主可自主安排时间，不受平台调遣和管理，网约车 平台公司也不向车主支付报酬，而由其按一定比例向平台分成接单收入。
鉴于本案涉及的为第三种私家车模式，下面单就私家车模式下的网约车 平台与驾驶员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探讨，司法实践中对这一法律关系见仁见 智，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大致有以下四种意见：
1. 劳动关系。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实现社会化劳动的过程 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它是：《劳动法》的主要调整对象。基于此，有的认为滴滴平台和驾驶员都具有我国劳动法规定的主体资格，二者之间形成劳动关系。 具体而言；驾驶员接受滴滴平台的管理，按平台的指示开展工作并遵守平台的规章制度；平台从驾驶员提供的劳务中获利，其利润与驾驶员的工作量直接相关，驾驶员则依赖于平台获得合法报酬；驾驶员的服务构成平台线下服务的有效组成部分，平台应当对驾驶员在营运中的安全负延伸保护义务。该观点强化了对驾驶员的法律保护。
2. 劳务关系。劳务关系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平等民事主体通过签订 劳务合同而建立的一种民事关系。滴滴平台与驾驶员之间存在指派(授权或 指示司机提供劳务)与被指派、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驾驶员与滴滴平台之 间只存在一定的财产关系，没有人身从属关系。在比较松散、自由的用工形 式下，驾驶员可以自由选择工作时间、工作地点，自主决定是否接单，所获得的报酬据接单数量而定，生产资料即网约车由驾驶员提供，运营过程中出现交通违规等情况应由司机承担责任。在滴滴顺风车相关案件中，法官多持这一观点。
3. 居间关系。居间关系是指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 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社会关系。基于这一概念，有人 认为：滴滴平台只是向驾驶员提供信息交换服务，承运合同的主体是驾驶员与乘客，合同履行后平台作为居间人收取信息服务费用，因而平台在网约车运营中的法律身份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平台与驾驶员之间形成居间关系。
4. 合作关系。合作关系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的成员(包括自然人和 法人)之间形成的一种协调关系，以保证实现某个特定的目标或效益的一种 民事关系。这种关系由明确或口头的合约确定，双方相互信任、共担风险，共享信息，双方有着共同的目标，并且为共同的目标共同努力。虽然交通运输部等七部委联合发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与驾驶员签订多种形式的劳动合同或者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绝大多数的网约车平台不会选择与驾驶员签订劳动合同，因为这样成本、风险会明显增高，而会选择和驾驶员签订合作协议，但合作协议中也会多约束驾驶员，而减轻自身的责任。
《暂行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承运人责任。第十七条 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保证提供服务车辆具备合法营运资质，营运车辆具有相关保险。第二十条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向乘客提供相应的出租汽车发票。这些规定表明，乘客与网约车平台直接发生客运合同关系，网约车平台为承运人，没有明确驾驶员与乘客的关系。
《暂行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保证提供服务的驾驶员 具有合法从业资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根据工作时长、服务频次等特 点，与驾驶员签订多种形式的劳动合同或者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暂行办法》将这一问题交给了当事双方，往往基于风险、成本考虑，网约车 平台公司不会和驾驶员签订劳动关系，而会签订协议明确各种的权利义务。 同时一些专家学者也认为，现在就将劳动和社会保障的强制义务全部交由平台公司承担，即平台公司变成一个庞大的出租车公司，有违互联网的“共享经济”精神，也会阻碍新经济的发展。
从本案滴滴平台与驾驶员王某之间的运营模式来看，王某用自己的车辆加人滴滴平台运营，王某自行负责车辆的维修、保养、保险、加油等，滴滴平台向王某提供乘客订单信息，由王某决定是否接单，若接单并完成运输任务后，滴滴平台将乘客所付费用按一定比例扣除，剩余费用支付给王某。本案中，王某及车辆并未取得运营资质，滴滴平台公司允许王某加入滴滴平台运营，本身存在过错，对于王某完成运输任务所取得的费用，滴滴平台公司与王某按比例进行分成，滴滴平台公司与王某不构成劳动关系，应为合作关系，虽然王某加入滴滴平台公司运营时与滴滴平台签订了相应的协议，但该协议只对王某和滴滴平台公司有效，对第三人无约束力，王某在运营时致第 三人损害，滴滴平台公司作为承运人要承担责任，王某与滴滴平台公司共享营运的利益，王某与滴滴平台公司应承担共同的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合议庭成员 谢晓宾 李清河 张富亮
二审法院合议庭成员 赵永生 李 珊 葛 侠
编写人 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人民法院：谢晓宾
责任编辑 杨 奕
审稿人 刘 敏
原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22年第1辑(总第167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