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偶妻子能否继续胚胎移植？法院判决：医院应履行合同，尊重生育权

王某容与丈夫因不孕症于2018年与厦门某医院签订医疗服务合同，约定进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手术。首次移植失败后，夫妻俩准备二次移植，但丈夫王某冰于2020年5月意外去世。王某容要求医院继续履行合同完成移植，却被医院拒绝，理由包括：  

1. 伦理争议：认为丧偶后王某容属“单身妇女”，违反《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伦理原则》；  

2. 程序障碍：丈夫去世无法签署知情同意书；  

3. 后代保护：孩子出生即无父亲，单亲环境可能不利其成长。

法院最终判决医院应继续履行合同，支持王某容的诉求，理由如下：  

1. 合同效力未终止 

➤双方签署的知情同意书明确约定“未妊娠时可继续移植剩余胚胎”，丈夫生前已对整体治疗流程表示同意，且妻子和双方家庭均坚持继续手术。  

➤丈夫去世虽导致部分文件无法签署，但其生前意愿明确，程序瑕疵不构成根本障碍。  

2. 生育权优先于管理性规范  

➤我国法律未禁止丧偶妇女实施辅助生殖技术，医院的伦理规范属内部管理性文件，不能限制公民基本生育权。  

➤王某容的诉求符合社会伦理：延续家族血脉，且不违反计划生育政策。  

3. 后代福祉的平衡考量  

➤法院指出，单亲家庭子女仍可能健康成长，关键在于母亲的抚养能力和意愿。  

➤王某容及其公婆均承诺共同抚养，无证据表明其缺乏抚养条件，故“保护后代原则”不成立。  

夫妻因不孕接受辅助生殖服务后，若一方死亡，合同并不当然终止。丧偶妇女有别于“单身妇女”，只要符合以下条件，医院应继续履行合同：  

✔不违背逝者生前意愿；  

✔不违反法律法规及伦理；  

✔无确切证据证明对后代造成严重不利影响。  

这一判决不仅保障了女性的生育自主权，也为类似案件提供了重要参考：  

法律与伦理的平衡：在尊重个体权利的同时，需审慎评估技术应用的边界；  

家庭意愿的尊重：逝者家属的支持和母亲的慎重选择，是判决的重要依据；  

医疗机构的角色：医院应在法律框架内灵活处理特殊情形，而非机械适用内部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