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既是公司股东，又是项目总监。公司认为他是“合伙人”，他主张自己是“劳动者”。工资没拿到，股权转了手，这场身份之争，法院一锤定音。

入职当天公司成立，总监还是创始股东？

2018年11月27日，宋某入职某科技公司，担任项目总监，主要负责市场销售等工作。有趣的是，这家公司恰好也在同一天成立，大股东是石某。

几个月后，2019年7月，一家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成立，石某是执行事务合伙人，宋某与其他两人则成为有限责任合伙人。随后，这家管理中心成为某科技公司的股东。

2019年8月7日，石某、杜某、宋某、于某四人签署了一份约定，明确写道：“甲、乙、丙、丁以创始股东身份持有企业股权，丙方（即宋某）以现金外加2018—2019年度12个月工资折算，拥有某科技公司26万元的出资额，实际持有公司3.47%股权。”

同一天，四人还约定，创始股东享有企业销售提成的最高权限——毛利润的45%。

2019年6月12日，宋某与石某另行约定：石某将某科技公司3.47%的股权转让给宋某，宋某以20万元现金，加上2018—2019年度12个月工资折算为6万元，总计26万元的价格受让。随后，宋某分两笔向石某转账共计20万元，转账摘要均写着“认购股份”。

但奇怪的是，某科技公司在备案公示的股东信息中，并没有宋某的任何记录。

索要工资无果，申请仲裁确认劳动关系

2020年8月，宋某开始向石某索要工资。同年9月24日，宋某又将其持有的某管理中心股权以20万元的价格转让回给石某。

2020年10月，宋某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2018年11月27日至2020年8月31日期间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工资、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未休年假工资，以及要求公司出具离职证明。

2021年4月，仲裁委裁决：确认双方在相应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公司需支付工资151839.08元、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8735.63元，驳回了其他请求。

公司不服，起诉至法院。

公司：他是股东，不是员工

某科技公司认为，宋某的身份是创始股东、合伙人，双方之间不是劳动关系。公司还指出，宋某参与了股权安排、享受销售提成最高权限等股东和合伙人才能享有的权利。

法院：股东也可以是劳动者，劳动关系成立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从多个维度作出了认定：

第一，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宋某提供的会议纪要、钉钉审批截图等证据显示，他作为劳动者为公司提供了劳动，接受公司的劳动管理，从事的工作属于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公司的打卡记录也显示宋某有持续出勤记录。这些都符合劳动关系的人格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标准。

第二，存在工资主张和协商记录。宋某与石某的微信记录显示，他多次提出工资主张，双方还就工资标准进行过协商。那份股权转让协议中，也明确涉及宋某工资折算的问题。这符合劳动关系的经济从属性标准。

第三，公司为他缴纳了社保。2019年1月至2020年8月，某科技公司一直为宋某缴纳社会保险，这符合劳动关系的外观特征。

第四，股东身份不影响劳动者身份认定。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于2019年6月12日，合伙协议签订于2019年7月16日，均晚于宋某开始在公司工作的时间。而且，虽然签了股权转让协议，但公司并未在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从逻辑上讲，宋某并不因为具有股东身份而丧失劳动者的身份。

综上，法院一审判决：确认双方在2018年11月27日至2020年8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公司支付宋某工资151839.08元；支付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8735.63元。

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提醒：股东身份不等于劳动关系免责牌

这起案件的典型意义在于：股东、合伙人的身份，并不能自动排除劳动关系的成立。

判断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核心看的是“从属性”——劳动者是否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是否遵守其规章制度、是否获得劳动报酬、是否被纳入用人单位的组织体系当中。

即使一个人同时是公司的股东，只要他实际以劳动者身份提供了劳动，接受了公司的劳动管理，双方依然可能构成劳动关系。

对于创业者和小微企业来说，这也敲响了警钟：不要以为给了股权、签了合伙协议，就能否认劳动关系、规避劳动法上的义务。该签的劳动合同要签，该付的工资要付，否则一旦对簿公堂，赔的可能不止是工资。

案例来源：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3)京02民终489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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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八谦（文山）律师事务所

王德林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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