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名股东是否享有排除强制执行权利的裁判规则——浙江万福建材有限公司诉浙江国贸集团金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案
隐名股东对名义股东的股权是否享有排除强制执行权利的裁判规则
——浙江万福建材有限公司诉浙江国贸集团金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案
关键词： 商事 隐名股东 名义股东 股权代持 信赖利益
裁判要旨
善意相对人基于股权工商登记外观的信任与名义股东所作出的交易决定，即便该权利外观与实际权利不一致，亦应推定该权利外观真实有效， 以保证相对人的信赖利益，维护交易安全。如果相对人在与名义股东发生交易或者签订合同之前，明知或者应当知道股权系由隐名股东委托名义股东持有，则相对人对股权工商登记体现出的权利外观不能产生合理信赖利益，在相对人非善意的情况下，隐名股东就名义股东的股权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
第六十五条①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
①,对应《民法典》第六十五条；“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第三十二条 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
(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
(二)股东的出资额；
(三)出资证明书编号。
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
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 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 三 ) 》
第二十四条② 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 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 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 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
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 ，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
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 、 记载于股东名册 、 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 ，
②该司法解释已于2020年12月23日修正，本条被修改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 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 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 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 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一十三条①对申请执行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 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准 许执行该执行标的；
(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 诉讼请求。
①该司法解释已于2022年3月22日修正，本条序号被修改为第三百一十一条，但内容未作变动 。
案件索引
一审：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6民初7370号 (2020年11月19日)
二审：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浙01民终990号(2021年2 月 7 日 )
【基本案情】
原告(申请执行人、上诉人)浙江万福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福公 司)诉称：万福公司与第三人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厦公 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执行过程中，法院裁定查封广厦公司所持有的博时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时公司)2%的股权(以下简称案涉股权), 被告浙江国贸集团金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信公司)对上述执行 标的案涉股权提出执行异议，法院裁定解除了对案涉股权的查封，但案涉股 权仅被生效判决判令登记在广厦公司名下的案涉股权的所有投资权益归金信 公司享有，并明确案涉股权不能过户到金信公司名下，故万福公司有权申请 查封、执行广厦公司名下的案涉股权。同时，案涉股权于2016年8月17日被 查封、冻结，而金信公司与广厦公司合同纠纷的最终生效判决日期为2019年 8月27日，依照法律规定，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 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另外，广厦 公司持有案涉股权的时间为2005年，早于万福公司与广厦公司因借款合同纠 纷所形成的时间，案涉股权应视为第三人的责任财产，万福公司作为债权人的利益应当得到优先保护。最后，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公司 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根据上述商事外观主义原则，即使真实状况与第三人信赖不符，只要第三人信赖合理， 第三人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即应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故诉至法院，请求：(1)准许执行广厦公司名下2%的案涉股权；(2)本案诉讼费用由金信公司承担。
被告(案外人、被上诉人)金信公司辩称：不同意万福公司的诉讼请求。
第一，依照(2016)浙07民初169号生效判决认定，登记于广厦公司名下的 案涉股权系金信公司委托广厦公司持有，广厦公司为名义股东，现生效判决涉案股权所有投资权益归金信公司享有，案涉股权不能过户至金信公司名下是由于条件尚不具备。因此，金信公司系案涉股权的实际所有人。第二，案涉股权系轮候冻结，冻结至今尚未开始，而(2016)浙07.民初169号判决书于2019年8月27日生效，属于被查封、扣押、冻结前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金信公司提出的异议应予支持；作为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依据的裁判将执行标的物确权给案外人，可以排除执行。第三，2003年9月，广厦公司代持案涉股权期间，其法定代表人为楼某，楼某同时为万福公司的总经理，且广厦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同为万福公司和广厦公司的股东，因此万福公司在2003年9月就已经知晓案涉股权并非为广厦公司所有，广厦公司只是代持，故万福公司对案涉股权没有信赖利益，万福公司无权申请执行案涉股权。
第三人广厦公司(被执行人)未作答辩，亦未到庭参加诉讼。
法院经审理查明：万福公司与广厦公司企业借贷纠纷一案，广厦公司分别于2015年2月、8月向万福公司借款1000万元、2000万元。万福公司于 2016年7月向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西湖法院)提起诉讼，审理中依据万福公司的财产保全申请，西湖法院于2016年8月17日轮候查封、冻结了广厦公司持有的案涉股权。2016年10月31日，万福公司和广 厦公司达成调解协议，西湖法院依据上述调解协议制作(2016)浙0106民初6390、6391号民事调解书，现已发生法律效力。因广厦公司未履行调解书确 认的义务，万福公司向西湖法院申请执行。执行过程中，金信公司向西湖法 院提出执行异议，请求解除对案涉股权的查封。2020年3月31日，西湖法院 作出(2020)浙0106 · 执异2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解除对案涉股权的查封。 2020年5月21日，万福公司不服上述执行异议裁定，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金信公司和广厦公司合同纠纷一案，金信公司于2016年1月25 日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8年10月21日作出(2016)浙07民初169号判决。该判决认定：2003年9月广厦公司名下的案涉股权系代持，案涉股权权益2005年后应归金信公司享有。广厦公司系名义股东，股权权益的实际享有人为金信公司，鉴于金信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博时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故金信公司要求案涉股权过户其名下的条件尚不具备。故判决确认登记于广厦公司名下的案涉股权的所有投资权益归金信公司享有。判决作出后，金信公司及广厦公司等当事人均不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9年8月27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 (2019)浙民终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至此，(2016)浙07民初169号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二审判决后，广厦公司仍然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20年6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20)最高法民申 1418号民事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还查明：广厦公司于1994年11月注册成立。2002年7月至2011年9月期间，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楼某。2006年4月股东变更为楼某、广厦控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万福公司于2000年3月注册成立，2006年11月前，楼某曾担任万福公司总经理。2004年2月，万福公司投资人(股权)备案登记变更为广厦控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广厦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裁判结果】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9日作出(2020)浙0106 民初7370号民事判决：驳回万福公司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万福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因万福公司未在指定期限内交纳上诉费，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2月7日作出(2021)浙01民终990号民事裁定：本案按万福公司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案涉股权的实际归属以及金信公司 对案涉股权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 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金钱 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 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法院于2016年8月17日轮候查封、冻结了广厦公司持有的案涉股权，而(2016)浙07民初 169号判决于2019年8月27日生效。案涉股权的确权判决在法院查封之后， 案外人如仅仅依据查封后的另案生效判决，请求排除对执行标的执行，本应不予支持，但案外人的实体异议请求权也不能据此被剥夺。《异议复议规定》 第二十六条规定了解决案外人执行异议的规则，在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时可以参考适用。据此，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对案外人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进行实质审查，并依法作出是否支持案外人异议请求的判断。
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对申请执行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准许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具体就本案而言，万福公司主张其系“善意第三人”,现案涉股权登记于广厦公司名下，万福公司有理由相信案涉股权系广厦公司的责任财产，已产生合理信赖。金信公司认为万福公司明知案涉股权系广厦公司为他人代持，广厦公司只是名义股东，实际股权系金信公司所享有的情况下与广厦公司发生出借行为，明显不具有 善意，不能适用商事外观主义原则，万福公司无权对案涉股权进行强制执行。对此，法院认为：
1.2014年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 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根据(2016)浙07民初 169号判决认定的事实表明，广厦公司于2003年9月持有的案涉股权系代持， 广厦公司系名义股东，其代持案涉股权行为并非无效，金信公司系实际享有人。案涉股权权益之诉争已经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审查，均认定案涉股权权益于2005年后应归金信公司享有。故案涉股权虽登记于广厦公司名下，但实际权利应为本案金信公司所享有，案涉股权并非广厦公司的责任财产。据此，金信公司请求对案涉股权排除执行，应予以支持。
2. 《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 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民法总则》第六十五条①规定：“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上述两条规定均源于商事外观主义基本原则，即相对人基于登记外观的信任所作出的交易决定，即便该权利外观与实际权利不一致的，亦应推定该权利外观真实有效， 以保证相对人的信赖利益，维护交易安全。从工商登记信息和相关法院判决表明，万福公司和广厦公司系关联企业，案涉股权于2003年就已经发生代持行为，该股权实际并非广厦公司所有，对此万福公司应为明知案涉股权的权利外观与实际权利不一致。在此情况下，万福公司于2015年向广厦公司出借款项，发生交易行为，不能产生相对人的信赖利益，故万福公司不符合善意第三人的构成要件。
3. 《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还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 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广 厦公司代替金信公司持有案涉股权已经认定为有效，由于没有证据显示已经 取得博时基金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故金信公司要求案涉股权过户其名下的条件尚不具备，案涉股权未办理过户手续，金信公司没有过错。
4. 按照《物权法》的规定，不动产的物权归属以登记为准。物权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出资人权益(股权)是所有权的重要内容，具有用益物权的属性，股权作为所有权行使的特殊形式存在，应归集于物权。 从《公司法》第三十二条及其司法解释看，股权的所有权归属并不以工商登记为判断标准，其也只是规定“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而且，如前所述，法律并未禁止代持股权的行为；即法律允许股权登记 所有人和实际股权所有人相分离。本案中，事实和生效判决均可证实广厦公司系代持人，并非实际所有人。
最后，对万福公司认为股权和股权权益可分离一说，由于广厦公司系案 涉股权代持人，已在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明确，故万福公司 的该主张也不能成立，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金信公司作为案外人，其就案涉股权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万福公司请求继续执行案涉股权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案例注解】
本案涉及股权代持下执行异议之诉的法律适用问题。商业实践中，股权代持的现象普遍存在。公司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出于种种因素的考量决定隐身于幕后、委托他人成为名义上的股东。背后的原因纷繁复杂，有的是为了隐藏其实际权利人的身份使其不为人知，有的是为了通过代持人的渠道实现人 股的商业目的，也有的是为了规避某些领域的法律规定。这些原因既可能是合法的，也可能是违法的，但无论如何，委托持股使得实际权利人和股东身份发生分离，名义股东虽然记载于股东名册甚至被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但不真正履行投资义务，亦不享受股东权利。隐名股东实际上履行投资义务并享受股东权利，但并未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公司股东，致使公司的外部人和社会公众(包括债权人、交易伙伴)无法或很难获知名义股东背后的隐名股东，以及名义股东与隐名股东间的股权代持关系。 一旦发生名义股东的债权人基于生效法律文书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股权，隐名股东为了维护其实际出资的利益，在已进入法院查封或强制执行阶段时，依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以案外人的身份向执行法院提出针对执行标的之异议， 如该异议被执行法院驳回或被支持，实际出资人或对方进一步要求获得救济，将分别引发一个独立的诉讼程序，即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或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在此类执行异议之诉中，到底是支持隐名股东实际权利从而排除执行还是支持名义股东债权人的权利从而驳回案外人的异议，涉及的问题较为复杂，争议较大。学术界和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以下三种不同观点。
一 、分歧：强制执行或阻却执行
观点一：认为应当支持名义股东债权人的权利，隐名股东无权主张排除执行。该观点的主要理由是，根据委托代持协议，隐名股东仅享有对名义股东的请求权，而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名义股东的股权在公司登记机关的公示信息即使得第三人据此有权主张登记的对抗效力。据此，应当支持名义股东债权人的权利，隐名股东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隐名股东可转而向名义股东追究赔偿责任。该意见秉持外观标准，即“以交易当事人行为之外观为准，而认定其行为之效果也”。具体而言，在执行异议之诉中，由于股权名实分离，债权人信赖工商登记的权利表象向法院申请执行，此第三人信赖利益应优先保护。该标准的基石是“外观主义原则”,体现在《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未经登记的股权不得对抗第三人。商事外观主义原则重在维护商事活动安全和第三人利益以弥补股东名实不符对公司架构稳定性及交易活动确定性的损害。外观标准认为，依商法外观主义原则，“真正权利人因处于‘秘密状态’而不应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其中当然应包括不得对抗已申请人民法院对财产采取了强制执行措施的普通债权人。”另外，基于对执行程序效率价值的考量，执行目的在于执行措施实现生效裁判文书的内容，确保当事人利益及时实现，公平固然重要，但更多应在审判环节彰显，效率却是执行更重要的价值，只有及时将纸面权益变现，才能真正诠释这一阶段的公平而不辜负审判结果。“异议之诉并非权属争议，而是是否足以排除对诉争标的的强制执行，属于强制执行法中救济制度的范畴。”在执行机构已基于外观表现采取执行措施时，若将执行程序是否继续建立在股东资格确认的前提下无疑会极大损害执行的效率价值。
观点二：认为应当支持隐名股东的实际权利从而排除执行。该观点的主要理由是，既然隐名股东实际出资、享有投资收益，甚至很多隐名股东获得公司和其他股东的认可并长期行使公司管理权，那么隐名股东就是实质上的股权所有人，名义股东的债权人无权执行非被执行人的财产，法律应当保护实质权利人。特别是对那些执行债权系金钱债权而非针对系争股权本身的债权，债权人对于诉争股权并未获得信赖利益。该意见秉持事实标准论。一方面，认为外观标准论对商法外观主义原则存在误读。该商事原则旨在维护交易安全稳定，落脚点在“商事交易”,即当第三人因信赖登记而选择与名义股东进行商事交易包括股权转让、抵押等，才可依该原则保护其信赖利益，此外的第三人信赖由于缺乏“商事交易”性质而不受原则保护。另一方面， 执行程序固然有效率性要求，但公平是法律始终的价值追求，不能以效率牺牲公平，若因维护执行效率而忽视实际权益保护似有舍本逐末之嫌。况且， 股权登记仅有宣示性并不能构成权利外观，故执行程序不应适用外观主义原则。事实标准一方认为坚守事实标准才是对公平价值的最佳诠释，并认为隐名股东作为实际出资人是股份投资利益的最终归属者，该权利属性优先于申请执行人的一般债权。
观点三：观点三为折中说，折中说认为观点一的外观标准与观点二的事实标准均有论证上的缺陷。司法实践中应以外观主义为原则，因为股权名实 分离的本源是隐名股东为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与名义股东达成协议牺牲股东身份地位，此种身份的牺牲可能会换取更大的利益，所以隐名股东完全有能力、有条件预见这种身份舍弃时存在的风险，为了规避可能存在的商业或法律风险，隐名股东可依照法律规定采取如质押、担保等风险防范措施。若隐名股东选择忽略风险，或该风险对其而言不足为惧或其自身有过失，都不应让善意第三人为他的自信或疏忽承担法律上的不利益。因此，三方主体中善意第三人最无辜，名义股东和隐名股东是局面形成的始作俑者，并且因促成虚实分离局势的两方从中获益，若不由他们承担衍生的法律风险则很不公平。所以，原则上应扩张外观主义的适用，优先保护第三人的信赖利益，维护交易安全。同时，应注重实际出资人和一般债权人的利益平衡，对债权人的保护应视情况而定，当债权人不具备合理信赖利益或不是善意第三人时， 应当正视权利的实质，优先保护实际权利人，即原则上坚持外观主义标准， 例外情况下尊重隐名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 、解析：符合法理和现有法律体系的解决方案和裁判思路
笔者同意上述第三种观点，即折中说。折中说原则上优先保护第三人利 益，在第三人不具备合理信赖利益的情况下，隐名股东才可排除强制执行， 这是符合法理和现有法律体系的对股权代持下执行异议之诉分歧的解决方案。
隐名股东能否排除强制执行这一问题之所以产生外观标准和事实标准两 种截然相反的标准，首要分歧在于对《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人”的理 解，即外观主义原则的适用范围。外观标准认为应指所有第三人；事实标准 认为原则保护对象是基于权利外观进行商事交易的相对方，因为交易相对方 权益的产生与权利外观本身有紧密联系，即存在交易中的信赖，而名义股东债权人的债权非产生于因信赖权利外观所为之交易。但事实上，债权人是依赖权利外观实施法律行为，执行机构也依赖权利外观采取执行措施，此种非交易信赖利益是否应予保护?考虑这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追本溯源至权利外观理论本身。
(一)权利外观理论与信赖保护
信赖保护旨在强调将交易相对人的合理信赖纳入司法规范的构造中，以 维护民商事交往中的信赖投入并确保交易的可期待性。信赖保护原则同样要求作为法律上的主体应当被允许在无须进一步检验时合理信赖其他主体所创造形成的法律状态。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实际的法律状态与表面展现的状态不一致，为达到保护交易相对方信赖的效果，使法律效果按表面状态发生。 法理上，外观表象能够成为推定正义的标尺，源于三个要件：权利外观、本人与因、信赖利益。显然，外观主义形成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让虚假外观凌驾真实权属之上成为正义推定基础，其根本是实际权利人本人行为的可归责性。既然因实际权利人原因导致权属公示错误，其自然要为自身错误承担不利后果。对于引发表见性事实的人，应对有正当理由信赖该表见性事实的相对人承担责任。名义股东债权人若善意信赖股权登记进行司法程序且执行程序已启动，则善意债权人和司法执行机构的信赖利益并不亚于交易相对人 可能付出的代价及受损利益，因为债权人可能因该股权的存在而未申请查封名义股东其他财产，善意债权人也有可能因债务人其他财产被转移、藏匿或被他人申请查封而丧失其正当利益。因此，依权利外观原则，非交易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同样需要尊重和保护。《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第三人不限于从事股权交易的第三人，作为非股权交易的一般债权人也属于第三人。
(二)法律依据——彰显外观主义原则
目前，法律对股权名实分离产生的法律关系虽尚无系统规定，但公司法解释已有部分规则。第一，《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给予隐名股东一定认可。首先，通过认可其与名义股东的协议效力以维护其投资权益，此基于合同属债权；其次，其投资权益保护的预设是双方内部的权属争议；最后，隐名股东能否显名，需经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因此，当利益关涉第三人时，隐名股东权益的保护并无足够依据能以股东身份之标准来对抗和衡量。第二，《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若在公司财产不能清偿其债权时，以股东未充分履行出资义务要求股东承担责任， 名义股东不能以其是非实际出资人而抗辩。其法理亦是外观主义原则： 一是权利外观，名义股东经登记对外公示；二是本人过错，因与实际出资人达成内部协议而挂名，那么名义股东对自己被登记为股东知情即有过错，若对此不知情即无过错，也就不满足原则之要件从而无须负责，如《公司法解释三》 第二十八条被冒名情形，被冒名登记股东无须承担补足出资或对公司债权人偿债的义务；三是信赖利益，公司债权人因信赖登记的公信力，而实施一定行为要求名义股东偿债，实际上公司债权人债权的产生与名义股东的登记公 示也无商事交易层面的紧密联系，其主要基于对公司法人信誉及财产的判断。既然依公司法解释，公司债权人的此种非交易信赖利益能得到保护，从而将偿债权利延伸到名义股东的个人财产下，那么,从公平角度而言，名义股东个人债权人的信赖利益也应得到保护，从而可以执行名义股东名下股份。第 三，2015年《异议复议规定》则相对更加直观地倾向外观标准。其第二十四条明确法院针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应审查三方面内容：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权利的合法真实性；权利能否排除执行。对于是否系权利人的判定则在第二十五条细化，其中第四项规定“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判断”。至此，执行异议之诉中股份权利人的认定依据——登记外观之地位一定程度上得到彰显。
(三)第三人是否需要善意以及善意标准的认定
《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依据上述权利外观理论的法理，此处的第三人不仅包括交易关系的第三人，也包括执行程序中的第三人。那么,应考虑第三人是否为善意，这是观点一外观标准与观点三折中说的分歧点。《公司法》第三十二条仅规定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按文义解释，此处对“第 三人”并未作限定，应当认为可以对抗任意第三人。与此不同的是，2017年出台的《民法总则》第六十五条规定，“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即《民法总则》对于登记的对抗效力加上了一个限制要求，即必须要是善意相对人。此处的“相对人”与“第三人”在实质含义上并无区别，核心区别在于是否要求第三人必须具备“善意”的要求。 从立法本意来看，《民法总则》很明显意在对登记的对抗效力作小幅修正。但是问题在于，从“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角度考量，《公司法》属于特别法、 《民法总则》:属于一般法；从“新法优于旧法”的角度考量，目前现行有效的《公司法》系2018年10月施行的属于新法，《民法总则》系2017年10月施行属于旧法，既然《公司法》在2018年修正时未对第三十二条进行修正，应当认为仍然坚持原观点。据此，从法律冲突适用规则来看，实际上较难直接跳过《公司法》而适用《民法总则》。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最高人民法院 在2019年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明确了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理由是应对其作为例外情形处理，最高人民法院经查询有关立法理由，认为这属于《民法总则》制定时有意修正《公司法》有关条款的情形，此种情况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至此，股权工商登记的对抗效力对于“善意”的要求尘埃落定。笔者认为，《民法总则》的修正符合法理。原因在于，原则上优先保护第三人的法理基础在于第三人应当具有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如第三人并非善意，则其并不具有信赖利益，此时没有理由优先保护第三人，应当正视权利实质而优先保护实际权利人。
判断第三人是否“善意”的标准是什么?目前，法律层面并无明确规定。 笔者认为，只要第三人与名义股东交易时并非基于名义股东持有争议股权的表象，就应当认为第三人不享有信赖利益。可供列举的情况如下：(1)当申请执行人明知或者应当知道系争股权系由隐名股东委托名义股东持有时，此时应予认定申请执行人具有过错，其并不享有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考虑到优先保护申请执行人的法理基础在于信赖利益保护，如申请执行人不具有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则此时申请执行人的权利顺位退居第二已经不会损害交易安全，在此情形下股权的实际权利人的权利更应当被优先保护。那对申请执行人明知或者应当知道的时间点是否应具有要求?笔者认为，时间限制上一般应当认定为在申请执行人与名义股东发生交易或者签订合同之前可符合条件，原因在于，发生交易或者签订合同之前申请执行人基于名义股东的股权外观作出交易判断，此时如有明知或者应知的情形，方可破坏申请执行人的信赖利益基础。但是，同时也应当看到；时间限制如果一刀切地限制在合同签订之日亦过于武断，某些情况下合同签订后申请执行人仍然可能有机会避免强制执行争议股权。比如，在合同签约后履行的初步阶段时，申请执行人知晓股权代持事宜后有机会与名义股东协商采取一定增信措施，甚至在执行阶段初期，如另有其他财产，申请执行人也可能有选择权从而避免冻结系争股权。因此，此类情形下应当根据个案判断、申请执行人视情况应负有一 定减损义务，如明知或者应知后未采取减损措施导致发生与隐名股东权利冲突的，其信赖利益基础亦不甚牢固。(2)当申请执行人与名义股东发生交易的时间早于股权工商登记在名义股东名下时，此时应予认定申请执行人并未基于争议股权作出交易判断，从而其未就争议股权建立起信赖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在(2018)最高法民申3511号案例中亦持类似观点：“本案执行标的并不构成太红洲公司与易某某交易的责任财产，对易某某的债权并不因丧失信赖而造成损害。易某某与太红洲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发生于萍乡农商行成立之前，太红洲公司所持有的萍乡农商行的股份尚未对外公示，并不存在易某某对太红洲公司所持股权的信赖问题。因此，易某某仅依据对事后的公司股东登记信赖申请执行案涉股权，不能对抗富新节能公司、熊某等人的实体权利。”此处最高人民法院的说理已经很清晰，申请执行人的信赖利益基础在于其与名义股东交易时信赖争议股权系名义股东的责任财产，如发生交易时争议股权尚未登记至名义股东名下，则申请执行人不可能建立起对应的信赖，更遑论信赖利益。(3)当申请执行人与名义股东签订合同时明确表明其交易基础并非争议股权时，此时应予认定申请执行人未就争议股权建立起信赖利益。保护第三人利益的前提在于第三人(即申请执行人)对争议股权享有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故当交易双方通过约定方式排除了争议股权作为交易基础时，应予认定双方合意排除了申请执行人对于争议股权的信赖利益，应视为申请执行人对于将来争议股权不作为名义股东的责任财产具有一定预见性，此时应当优先保护实际权利人的权利。需要指出的是，因为被执行人很容易找到亲朋好友与自己炮制一份“代持协议”,为防止虚假诉讼，第三人并非善意的举证责任在于作为异议人的隐名股东，同时隐名股东仅仅提供其与被执行人之间的股权代持协议是不够的，隐名股东必须举证证明自己的权利来源：原始取得或继受取得。
(四)回归本案：隐名股东是否对名义股东的股权享有排除执行的权利
本案采纳的是折中说。相关法律事实的时间节点如下：1994年11月，广 厦公司注册成立，在2002年7月至2011年9月期间，广厦公司由楼某担任法 定代表人。2000年3月，万福公司成立，楼某担任万福公司总经理至2006年 11月。2006年4月，楼某成为广厦公司股东。2003年9月，金信公司委托广 厦公司代持案涉股权。2015年，广厦公司向万福公司借款共计3000万元，因广厦公司未还款，万福公司向法院起诉，并申请保全了案涉股权，法院于 2016年8月轮候查封、冻结了案涉股权。2016年1月，金信公司起诉广厦公司，2019年8月27日的生效判决确认金信公司委托广厦公司代持案涉股权的事实。2016年10月，广厦公司与万福公司达成调解，法院制作调解书。因广 厦公司未履行调解书确认的义务，万福公司申请执行案涉股权。金信公司提出执行异议请求解除对案涉股权的查封。2020年3月，法院裁定解除对案涉股权查封，万福公司提起本案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
通过梳理上述相关事实发生的时间节点可知，2003年9月，金信公司委托广厦公司代持股权时，万福公司的总经理和广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楼某，万福公司不可能不知晓代持的事实。在万福公司清楚知晓广厦公司代持 案涉股权的前提下，万福公司于2015年向广厦公司出借3000万元的款项， 万福公司对案涉股权显然不能产生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万福公司不是善意第三人。在万福公司不具有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的前提下，案涉股权的实际权利人金信公司的权利更应当得到优先保护，故法院判决驳回申请执行人万福公司要求执行案涉股权的诉讼请求。
三、小结
综上，在名义股东与隐名股东及其债权人的强制执行的权利之间发生冲 突时，虽然现行执行异议之诉制度并未明确规定解决冲突的具体方案，但通过梳理相关法理和现有法律体系的相关规定，不难看出，隐名股东对名义股东的股权是否享有排除强制执行权利的裁判规则应为：(1)《公司法》第三 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第三人并不限于从事股权交易的第三人，作为非股权交易的一般债权人应在第三人之列，原则上，未经登记的隐名股东不得对抗一 般债权人的强制执行。(2)当申请执行人明知或应知案涉股权的代持关系或当申请执行人与名义股东发生交易的时间早于股权工商登记在名义股东名下时，或当申请执行人与名义股东签订合同明确表明其交易基础并非争议股权时，申请执行人对争议股权并未建立起信赖利益，此时应优先保护隐名股东，排除申请执行人对争议股权的执行。概言之，原则上隐名股东不得对抗名义股东的债权人提起的强制执行，但当该债权人并无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时，应优先保护隐名股东。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本案采纳的是折中说，但从近年来执行异议之诉案 件的审理情况看，将单纯的查封债权人排除在第三人范围之外，更侧重于实 质权利保护的观点，已有成为多数意见的趋势。实务上的分歧和学理上的争 论也说明，这一问题亟待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予以进一步明确。
一审法院合议庭成员 张钟林 孙颖娟 林 伟
二审法院独任审判员 盛 峰
编写人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吴可加
责任编辑 韩 煦
审稿人 周伦军
原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22年第9辑(总第175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