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审查适用规则——王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审查适用规则
——王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关键词 ： 家庭暴力 人身安全保护令 作出条件 证据形式 证明标准
裁判要旨
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家庭成员之间应当互相帮助，互相关爱，和睦相处，履行家庭义务。任何理由都不是实施家庭暴力的借口，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可以根据公安机关出警记录、告诚书、伤情鉴定意见等证据， 认定家庭暴力事实。人民法院在收到申请书后，根据申请人所提交的证据认定家庭暴力是否存在，若认定存在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 应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且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作出并不以离婚为必要条件。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第二十六条 人身安全保护令由人民法院以裁定形式作出。
第二十七条 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明确的被申请人；
(二)有具体的请求；
(三)有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情形。
第二十八条 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应当在七十二小时内作出人身安全 保护令或者驳回申请；情况紧急的，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作出。
第二十九条 人身安全保护令可以包括下列措施：
(一)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
(二)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
(三)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
(四)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
第三十七条 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 法规定执行。
案件索引
一 审(离婚案件):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2020)鲁1311民初 6178号(2020年10月29日) 上
一 审(保护令案件):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2020)鲁1311民 保令2号(2020年11月13日)
【基本案情】
王某某向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申请称：王某某与郭某某于1992 年 1 1 月 2 1 日起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1994年4月6日生育长子郭大某， 2012年9月14日生育次子郭小某，2018年3月3日在临沂市罗庄区民政局补办结婚登记。郭某某经常酗酒后因琐事打骂王某某，王某某曾多次报警，经派出所处理后郭某某依然我行我素导致夫妻感情恶化，为此，王某某于2020年10月29日诉至人民法院，要求与郭某某离婚。该案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离婚协议：双方离婚，长子成年已独立生活，次子由郭某某抚养，王某某可随时探望。离婚后，因为次子年幼需要照顾，王某某仍然居住本村。 虽然双方已经离婚分居，但郭某某仍然多次借故骚扰、威胁辱骂甚至殴打王某某。综上，王某某无法忍受，遂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请求禁止郭某某殴打、威胁王某某及其亲属，禁止郭某某骚扰、跟踪王某某。并随案提交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报警记录、医院诊断证明、法医学鉴定报告以及视频资料等证据材料。
【裁判结果】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3日作出(2020)鲁1311民保令2号民事裁定：禁止被申请人郭某某对申请人王某某实施殴打、威胁、 辱骂等暴力行为。本裁定自作出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人身安全保护令失效前，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撤销、变更或者延长。被申请人对本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生效之日起5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如郭某某违反上述禁令，本院将依据《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视情节轻重，处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裁定作出后，法院向当地派出所、村民委员会、妇联送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监督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履行情况。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王某某提供的诊断证明、法医学鉴定报告以及 所在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能够证实郭某某曾存在家庭暴力行为。现王某 某与郭某某虽已经法院调解离婚，但王某某因子女原因仍在本村居住，确有 面临家庭暴力行为的现实危险情形，王某某的申请符合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法 定条件，作出上述裁定禁令合法有据。
【案例注解】
2012年8月31日第二次修改《民事诉讼法》的亮点之一就是在诉讼保全中增加了“行为保全”的内容。各地法院先行先试针对家事领域家庭暴力行为依法作出反家庭暴力的行为禁令，开始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探索和实践。 2016年3月1日，《反家庭暴力法》实施，该法明确了家庭暴力的性质和法律责任，通过专章创设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人民法院为了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子女和特定亲属的人身安全、确保婚姻案件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而作出的民事裁定。自人身保护令制度创设以来，各地人民 法院开展了丰富的司法实践，同时也暴露出人身保护令制度的部分短板和弱项。因为人身安全保护令作出条件不明确，在认定和审查是否存在家庭暴力或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时，法官往往会提高门槛，这也使得该项制度名存实亡，在具体执行时相关部门职能定位不清，即使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后在具 体执行中也较难取得预期效果，缺乏强制性。为了应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2022年3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全国妇联、公安部等六部委共同出台《关于加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2022年7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于家庭暴力的发现和认定、证据的收集和采信、证明标准、裁判规则以及执行联动机制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细化和完善。
一、家庭暴力的认定及发现机制的完善
从2001年《婚姻法》第一次以立法形式禁止家庭暴力，2001年12月27 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 解释(一)》对家庭暴力内涵作出界定：“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 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 伤害后果的行为。”2016年《反家庭暴力法》中对家庭暴力的内涵进一步完 善，增加了“经常性谩骂、恐吓”,将“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替换为“限制 人身自由”。2022年7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规定》,明确家庭成员 之间以冻饿或者经常性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等方式实施的身体或 者精神侵害行为，应当认定为家庭暴力。由此而见，我国对于家庭暴力的内 涵不断扩展，家庭暴力主要为身体暴力和精神暴力两种类型，为了预防和制 止家庭暴力发生，逐步建立起家庭暴力的事前发现机制。
(一)如何界定家庭成员外共同生活的人
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与全国妇联、中国女法官协会联合发布 “人身安全保护令十大典型案例”,其中指导案例三“周某及子女申请人身安 全保护令案”是针对“离婚后家暴”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典型案例。现有 法律将家庭成员界定是基于血亲、姻亲和收养关系形成的法律关系。但《反 家庭暴力法》第三十七条中明确规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 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这也说明监护、寄养、同居、离异等关系 的人员之间发生的暴力也被纳人家庭暴力中，受到法律约束。《规定》第四条对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进一步明确规定：“一般包括共同生活的儿媳、 女婿、公婆、岳父母以及其他有监护、扶养、寄养等关系的人。”
本案中王某某与郭某某在调解离婚后，办案法官考虑到王某某曾遭遇家 庭暴力且较为严重，离婚后仍与郭某某在同村居住，确有面临家庭暴力行为 的现实危险情形，同时申请符合法律规定，裁定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
(二)家庭暴力的认定问题…
在我国，家庭暴力主要表现为实施身体或精神侵害行为，常见的身体上 的侵害行为如拳打脚踢、用器物伤害、扇耳光、捆绑等，精神上的侵害行为如辱骂、恐吓、威胁等使受害者恐惧的行为，虽然我国法律对家庭暴力的内涵不断进行完善，扩大保护范围，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精神暴力的认定少之又少，标准模糊，不少法官在面对此类案件时均认为，夫妻双方因家庭琐事发生矛盾在所难免，无法认定构成家庭暴力。若当事人主张其因家庭暴力受到严重精神侵害，法官可对其进行司法鉴定，也可根据争执频率等进行认定，不能避而远之，应积极适用。其次对于性暴力问题， 我国未将其纳人家庭暴力范围内，性暴力不仅侵害了受害者身体健康权、支配权；同时也侵害了受害者的性自主权，对受害人造成极大的生理和心理伤害。对于“婚内强奸”一直是我国争议较大的理论难题，笔者对此不再展开。虽然我国并未单独规定性暴力为家庭暴力的类型，但也并未否认性暴力不构成家庭暴力，若施暴者强行与之发生性行为，且对受害者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生理或是心理伤害；符合家庭暴力的情形，也应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再者对于家庭冷暴力，冷暴力是指夫妻一方虽然不对配偶动手，但对对方表现出冷淡、轻视、疏远，明显特征包括漠不关心、将语言交流降到最低限度、停止或敷衍做家庭事务、实施经济制裁等，给另一方造成精神压迫和伤害。研究表明，冷暴力相对于身体暴力、性暴力发生率更高，夫妻之间家庭矛盾对抗形式逐渐由低级的身体虐待转为高级的精神压迫，且家庭冷暴力具有极强的隐蔽性，没有伤痕不见鲜血，但这种冷战的伤害有时比身体暴力的伤害更大，甚至会导致受害者自伤、自残等严重后果，而且这种冷暴力逐渐从夫妻双方蔓延到老人、孩子等其他家庭成员，已经成为伤害家庭关系的无形杀手，由于类似冷战行为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反家庭暴力法》很难将其与“暴力”结合起来，司法实践中鲜有针对冷暴力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当前“常回家看看”已经立法，相信针对冷暴力的司法预防和制止，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仍有适用的空间和活力。
(三)完善发现机制
发现是救助的前提，在现实生活中，较多家庭暴力受害人不敢或不知申 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而长期遭受家庭暴力，此时若相关政府部门或社会组织适时介人，便可及时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意见》第九条规定，医疗机构在 诊疗过程中，发现可能遭受家庭暴力的伤者，要详细作好伤者的信息登记和诊疗记录，将伤者的主诉、伤情和治疗过程，准确、客观、全面地记录于病历资料内。建立医警联动机制，在诊疗过程中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并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做好医疗诊治资料收集工作。从注重事后救济到不断完善发现机制，再如2021年1月15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山西省家庭暴力预防和处置办法》规定，政府部门、 社会组织、学校幼儿园、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应加强反家庭暴力的宣传，预防和减少家庭暴力的发生；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以向加害人或者受害人所在单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老龄工作机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单位投诉、反映或者求助。重视培养反家庭暴力意识，当遭遇家庭暴力时积极进行求助，防止恶果发生。
二 、人身安全保护令颁发条件的审查与认定
随着反家庭暴力的不断宣传，人们反家庭暴力意识普遍提升，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数量逐年增加，但实践中，大多均因证据不足被驳回申请。 家庭暴力纠纷案件中取证难、认定难等问题一直以来较难得到解决，往往家暴受害人取证意识薄弱、保存和运用证据能力不足，导致家暴事实证明相对困难，法官对案件进行审查时，依照受害人提供的证据，难以认定家庭暴力成立，不得已驳回当事人的申请。《反家庭暴力法》具有倾斜保护受害人的价值取向，考虑到家庭暴力的发生具有骤然性、隐蔽性和不确定性，施暴人随时有可能使受害人陷入“明显而即刻的家暴危险”之中。因此，在对家暴事实获得确证方面，不能以受害者的人身安全为赌注。家暴受害者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显然具有迫切的需求，如果举证责任过重，证明标准过高，则保护令的签发就会面临重重掣肘。基于此，《规定》中对证据形式、证明标准作出进一步完善，根据家庭暴力发生的特点，列举了10种证据形式，明确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证明标准为“较大可能性”,而不需要达到“高度可能性”, 将人身安全保护令颁发条件降低，维护受害者利益。
本案中，王某某在遭受家庭暴力后及时报警寻求帮助，并对伤情进行司 法鉴定，具有很强的法律、证据意识，保存各种能够证明施暴行为和伤害后 果的证据并完整地提供给法庭，使得办案法官能够快速、顺利地在申请当日 作出民事裁定，及时维护了其合法权益，为家暴受害者如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作出了好的示范。但往往大多数当事人无法提供出足够证据证明家庭暴力的存在，降低证明标准、完善证据形式是当务之急。
(一)降低家庭暴力证明标准
高度可能性标准是民事诉讼中通常的证明标准，即待证事实达到高度可 能性时，法官得以确信。较大可能性标准指“事实的存在比不存在更有可 能”,法官对事实的信任度达到或超过51%即可。在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中，较大可能性主要适用于说明对象和初步证明事项，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与诉讼保全、回避等程序事项有关的事实，人民法院结合当事人的说明及相关证据，认为有关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较大的，可以认定该事实存在。”人身安全保护令具有非诉性特征和程序迅捷的要求，加之《反家庭暴力法》保护弱者的价值取向，若仍采用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无疑会加重受害人的举证负担，不利于及时使被害人脱离家庭暴力的深渊。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通说认为，保护令对事实真实性的要求不宜过高，在申请暂时保护令或紧急保护令时，申请人负担的是 “释明”责任，而非“证明”责任。基于以上种种考虑，《规定》中明确，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证明标准为“较大可能性”,这一规定一方面考虑到了家庭暴力中的受害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调取证据十分困难，以降低受害者举证负担；另一方面来看，采取“较大可能性”的证明标准也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程序价值，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签发具有非诉性特征，保护令制度不依附于其他任何家庭纠纷，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的初衷是制止和减少家庭暴力，并不存在纠纷，没有体现出争讼性的程序特征。其次，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 应当在72小时内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驳回申请；'情况紧急的，应当在24 小时内作出，注重程序的便捷性。
(二)健全证据形式
《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 可以根据公安机关出警记录、告诫书、伤情鉴定意见等证据，认定家庭暴力事实。”公安机关出警记录、告诫书、伤情鉴定意见等证据対于证明存在家庭暴力事实十分有力，但在司法实践中此类证据极少出现，不能为受害者提供坚实的证据支持。《规定》第六条对证据形式进行补充，其中包括了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视听资料、投诉举报记录等受害人较为容易搜集到的证据，减轻了受害人举证责任。其中“未成年子女提供的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证言”可能会作为今后影响人身安全保护令颁发的关键证据，由于家庭暴力的隐蔽性，外人通常不知道，亲属们虽很清楚，但为了双方的婚姻家庭稳定，不能如实证明。另外，作为家庭成员的未成年儿童由于年龄特征，可以使家庭暴力加害者放松对他们的警惕，从而能够目睹家庭暴力的整个过程。同时，未成年人相对较少涉及婚姻观念，总体来看，他们一直在学习，从未进入社会，头脑相对简单，故他们所作陈述会比其他证人的证言更真实。但由于未成年人的方方面面都不成熟，他们的证言通常不被接受。然而，家庭暴力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作为一个家庭，孩子通常和当事人一起生活，更了解事实。特别是在其他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未成年儿童的证言是还原真相的最直接证据。但要知道，父母的暴力行为伤害了未成年人的心灵，在对未成年人收集证词时，应采用温和的方式，将对未成年人的伤害降至最低，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三、人身安全保护令实施机制：
《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了“一主三协”的执行模式，由人民 法院执行，公安机关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协助执行。该模式可以让 各部门齐抓共管，合理做好反家暴工作，但在司法实践中，各部门有时会相 互推诿。为此，《意见》对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程序作出了细化规定，对协助部门具体如何协助作出了明确规定，公安机关接警后应当及时出警，制止违法行为，并将相关情况通报给人民法院；居委会、村委会等协助执行的内容主要为跟踪执行情况，提供法治教育、心理辅导，帮助受害人及时与人民法院、公安机关联系。
《反家庭暴力法》对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具体措施规定范围较小，即使是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施暴者也可以通过别的方式继续对受害人进行侵害， 虽然：《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了兜底条款，但司法实践中所签发的 人身安全保护令也仅限于前三款的内容，为了更全面细致地维护受害者权益，《规定》进一步完善了执行措施，将“禁止被申请人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等方式侮辱、诽谤、威胁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禁止被申请人在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的住所、学校、工作单位等经常出入场所的一 定范围内从事可能影响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正常生活、学习、工作的活动”
纳入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
《反家庭暴力法》对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责任作出了规定，但往往不具 有惩罚性，无法使当事人产生敬畏，而《规定》对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行 为加大了惩治力度，增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权威性，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 符合：《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定罪处罚，加 大打击力度。
本案中，罗庄区人民法院作出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裁定书中对具体措 施进行了明确规定，并写明了若违反将会承担的法律后果。同时向临沂市公 安局罗庄分局黄山派出所签发协助执行通知书，告知其协助保护申请人王某某人身安全不受被申请人郭某某的殴打、威胁，如违法裁定禁令，应及时向罗庄区人民法院反馈，并协助执行司法拘留措施；向临沂市罗庄区黄山镇木柞四村村民委员会签发协助执行通知书，告知其协助保护王某某人身安全不受郭某某殴打、威胁。监督郭某某履行民事裁定禁令，并及时向罗庄区人民法院反馈履行情况。
四 、人身安全保护令与离婚诉讼的关系界定
(一)人身安全保护令不以离婚诉讼作为载体
《规定》第一条第二款“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不以提起离婚等民事诉讼为条件”,明确了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不需要在先提起离婚诉讼或其他诉讼，也不需要在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后一定期限内提起离婚等诉讼。在此之前，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发布的《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件相关程序问题的批复》建议比照民事诉讼法上的特别程序审理此类案件， 表明司法解释层面也确认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无须依附于诉讼程序的“独立性”。最高人民法院2020年公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把申请人身安全保 护令案件列人“非讼程序案件案由”部分。从程序法角度来看，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审查、执行等均具有高度独立性，完全可以不依托于其他诉讼而独立存在。同时，也符合人身安全保护令快速、及时制止家庭暴力的基本特征和制度目的。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多规定人身安全保护令适用特殊的非讼程序，不仅实现了简化审查程序即不经审理程序的目的，还可限制当事人主义适用，强化法院在调查证据时的职权探知职能。为了进一步使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的运转更加高效、便捷，可以充分借鉴域外立法经验，将人身安全保护令作为独立非诉程序进行建构。
本案中虽然郭某某与王某某经法院调解已经离婚，但是基于人身安全保 护令案件的独立性，尽管当事人已经离婚，也不影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颁发， 承办法官接到王某某申请后，对证据材料进行审核认定，及时作出裁定。
(二)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可作为夫妻感情破裂的认定因素
《规定》第十一条规定：“离婚案件中，判决不准离婚或者调解和好后， 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实施家庭暴力的，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 百二十七条第七项规定的‘新情况、新理由’。”《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 七条第七项规定：“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判决、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原告在六个月内又起诉的，不予受理。”此项规定为解决通过诉讼途径离婚难打开新的突破口，也为当事人在等待期内提供了安全保障。当事人若因遭遇家庭暴力提起离婚诉讼，也可或同时或提前或滞后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一方面，尽管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严重的“首判不离”现象，即使无法判决离婚，也可以通过人身安全保护令对自己人身安全提供保障；另一方面，如果义务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也不再受到6个月期限的限制，可以即时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申请人民法院判决离婚。若义务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可以作为认定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当事人尚未提起离婚诉讼时，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在人身安全保护令作出后，义务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仍对当事人实施家庭暴力行为的， 此时若当事人提起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将其作为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予以考量。
一审法院独任审判员 石仁举
编写人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 石仁举 李盛鲁 何国防
责任编辑 丁文严
审稿人 张 乾
原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22年第9辑(总第175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