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作出条件——季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作出条件
——季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关键词： 人身安全保护令 程序属性 作出条件
裁判要旨
1. 人身安全保护令程序中，被申请人未发表意见的，不影响人民法院依 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2. 人民法院在审查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及相关材料后，认定申请人有较大 可能性存在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应当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 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第二十七条 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明确的被申请人；
(二)有具体的请求；
(三)有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情形。
第二十九条 人身安全保护令可以包括下列措施：
(一)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
(二)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
(三)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
(四)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
第三十一条 申请人对驳回申请不服或者被申请人对人身安全保护令不服的，可以自裁定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 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复议期间不停止人身安全保护令的 执行。
案件索引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22)京0108民保令1号(2022年1月13日)
【基本案情】
季某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申请称：王某在与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多次对其进行殴打，造成严重后果。2017年7月，王某将其殴打致轻伤二级， 已构成犯罪并被法院判刑。其报警后，多次遭到王某报复、跟踪，使其经常处于危险当中。现王某即将刑满释放，其担心王某会再次对其实施暴力行为， 由于王某的行为已严重影响其正常生活和人身安全，故依法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申请：(1)禁止王某对季某实施家庭暴力；(2)禁止王某骚扰、跟踪王某及王某的相关近亲属。
被申请人王某因犯故意伤害罪正在服刑，未出庭答辩。
法院经审理查明：季某就其申请向法院提交(2021)京0108刑初1874 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2021)京0108行初858号行政判决书、万寿寺派出所受案回执、《鉴定意见书》、照片等材料予以证明。经核实，法院对季某提交的证明材料予以确认，通过季某提交的证明材料可以认定其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风险的事实存在。
【裁判结果】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月13日作出(2022)京0108民保令 1号民事裁定： 一、禁止王某对季某实施家庭暴力；二、禁止王某骚扰、跟 踪、接触季某及其相关近亲属。
王某认为，在法院出具民事裁定书期间，其还在服刑，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批复，本案可比照特别程序进行审理，但本案全程均未通知被申请人， 变相剥夺其诉权，故请求法院进行复议，撤销原裁定，重新审理。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2月10日作出复议裁定：认定王某申请复议的理由不能成立，(2022)京0108民保令1号民事裁定符合《反家庭暴 力法》第二十七条的相关规定，裁定驳回王某的复议申请。
【 裁判理由 】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依据季某提交的证明材料，可以认定其存在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的情形，其申请符合 《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法定条件。
【 案例注解 】
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法律救助措施，该制度起源于 20世纪70年代的英美法系国家。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 曾于2008年3月发布《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以下简称《涉家暴案审理指南》),初涉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制度，后立法机关在参考借鉴域外立法及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于2015年12月27日颁布了《反家庭暴力法》,其中以专章规定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使得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 管辖、审查、执行等问题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构建了较为完整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但在司法实践中，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的具体适用还存在一些 问题。
一 、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的司法适用难题
对于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法院在审理过程中的难点主要集中在对于程序属性的认识、“家暴行为”的认定、证明标准及证明责任的分配等几个方面。
( 一 )程序属性之模糊
人身安全保护令是通过裁定的形式禁止或责令被申请人作出一定行为， 故与一般的诉讼程序明显不同。对于其程序属性，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和司 法实践中都存在争议。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最初见于《涉家暴案审理指南》 中，该指南第二十六条明确将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定义为一种民事强制措 施。2012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确立了行为保全制度，后学术界普遍认为人身安全保护令属于行为保全的一种。
人身安全保护令确实与行为保全及民事诉讼强制措施存在相通之处，但 《反家庭暴力法》所规定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在性质上已经发生了变化。首先， 人身安全保护令并不依附于诉讼案件，无论是否存在离婚等诉讼，均可以单独提起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其次，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由人民法院依职权决定，无须申请，而人身安全保护令依当事人申请后以裁定方式作出。另外， 行为保全与诉讼及裁判结果均存在关联，有一定程度的依附关系，行为保全的目的在于保障判决的执行，因此其提起必须以诉讼的存在为前提或诉讼即将发生。可见，人身安全保护令不同于民事诉讼强制措施及行为保全。而学术界及实务界对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程序属性模糊不清，影响了其适用主体、 适用程序及审查机制的确定，包括双方当事人的证明责任分配与证明标准的确定，最终导致其审判实践的不统一。此外，程序属性涉及法院在审理案件时的具体适用程序，就本案而言，王某于案件审理期间在监狱服刑，无法到庭接受询问，而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作出又存在时间限制，法院能否在未送达被申请人或被申请人不出庭的情况下，依据法律规定及申请方证据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这就涉及对于人身安全保护令程序属性的理解。
(二)“家暴”认定标准之随意
《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七条对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签发条件的规定十分原 则。根据该法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72小时内应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或 驳回申请，情况紧急的应在24小时内作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要求申请人 证明家庭暴力的存在并不合理。而对于“遭受家庭暴力”及“面临家庭暴力 现实危险”情形的认定，并无详细规定，采用何种标准主要由法官自由裁量， 这“势必造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情况，甚至可能回到结果判定的标准上，使得该条规定形同虚设，与立法本意背道而驰”。从以下两个案例便可窥探一二。案例一的申请人田某与案例二的申请人李某均主张丈夫婚后对其有家暴行为，申请法院出具人身安全保护令。田某向法院提交了派出所询问笔录和照片等证据，法院认为田某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自身主张，驳回了田某提出的请求。李某向法院提交了诊断证明书、照片等证据为证，法院认为李某的申请符合《反家庭暴力法》规定的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条件，故作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两案中申请人主张的事实和提交的证据基本相同，但法院却作出了不同的裁判结果，且在裁定书中均未对裁判理由进行详尽论述。可见，对于“家暴”的认定标准，实践中仍然存在类案不同判的情况，这势必会造成保护力度不一的问题，进而影响法律适用的统一。
(三)证明标准及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之混乱
对于证明标准，《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规定了民事诉讼的一 般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即所谓“谁主张，谁举证”,以及本证“高度盖然性” 的证明标准。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具有特殊性，如果一概适用上述标准， 将与其家事审判的属性不符。家庭暴力具有隐秘性、长期性、复杂性且家庭成员之间有血缘、亲缘等特殊关系，受害人常常不敢收集证据、不知如何收集证据或在遭受了精神伤害和威胁时无法收集证据。加之了解家庭暴力的近亲属、村(居)委会、邻居等碍于各种原因不愿出庭作证，导致受害人举证困难。另外，受害人在遭受家庭暴力或家庭暴力威胁时常常通过报警解决， 公安机关可以在第一时间了解到家庭暴力的情况，但立法上缺乏对公安机关就家庭暴力的事实进行取证的规定，故未能对家庭暴力的证据进行更好的保留 。
对于证明责任，《涉家暴案审理指南》第四十条规定了“一定情况下的举 证责任转移”,即申请人提供证据证明受侵害事实及伤害后果并指认系被申请人所为的，举证责任转移到被申请人，被申请人虽否认侵害由其所为但无反证的，可以推定被申请人为加害人，认定家庭暴力的存在。该条提供了此类案件中证明责任分配的一种思路，但该指南毕竟并非司法解释，无法直接适用。部分学者也提出要在人身安全保护令程序中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证据规则，即由申请人提供报警记录、诊断材料、聊天记录等基础证据，若被申请人否认，需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反驳，否则即可认定存在家庭暴力或相关风险。但这种举证责任的分担也可能带来另一种隐患，即纵容少数恶意诬告对方以在离婚等诉讼案件中取得优势地位的所谓“受害方”。
二 、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的作出条件之明确
2022年7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人身安 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人身安全保护令适用法律规定》),该规定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明确了适用标准及相关裁判规则。本案裁判虽作出于该司法解释生效前，但其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签发条件完全符合该司法解释的规定和立法精神。
(一)明确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非诉程序属性
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多规定人身安全保护令适用特殊的非讼程序，简化了审查程序，还可限制当事人主义的适用，强化法院在调取证据时的职权探知。我国台湾地区的“家庭暴力防治法”也将人身安全保护令规定为家事 非讼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相关程序问题的批复》第三条规定：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比照特别程序审理。《人身安全保护令适用法律规定》虽未明确说明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的程序属性，但第一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不以提起离婚等民事诉讼为条件。该规定明 确了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不需要在先提起离婚诉讼或者其他诉讼，也不需要在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后一定期限内提起离婚等诉讼。从程序法角度看，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审查、执行等均具有高度独立性，完全可以不依托于其他诉讼而独立存在。这实质上将人身安全保护令确定为独立的家事非讼程序。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以此为基础确定其审查机制，同时结合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的立法宗旨，简化审查程序、强化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合理确定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及证明标准。
本案中，因被申请人王某犯故意伤害罪在狱中服刑，承办人无法在限定 期限内向其送达证据材料，亦无法传唤其到庭接受询问，但依据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非诉程序属性，法院可通过询问申请人，并根据申请人提交的证据综合判断对于被申请人是否符合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条件，并非如诉讼程序 一样需要充分保障被告的应诉与答辩权利。故在被申请人王某收到人身安全保护令后，以其未到庭接受询问、被剥夺诉讼权利为由申请复议，法院审查后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据符合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签发条件，将其复议驳回。《人身安全保护令适用法律规定》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在线诉讼平台、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等简便方式询问被申请人。被申请人未发表意见的，不影响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该条规定也明确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可以在被申请人未发表意见的情况下作出。
当然，若被申请人具备到庭条件，为更加充分地查明事实，法院在审查 时可以综合考虑被申请人的意见及相关证据。
(二)细化“家暴”的认定标准
对于《反家庭暴力法》及《人身安全保护令适用法律规定》 · 中规定的 “遭受家庭暴力”及“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审查时如何在理论及实践 中进行把握存在争议。对于已经“遭受家庭暴力”的情形，申请人在申请之 后提供证据的时间非常有限，且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大多具有隐蔽性，受害 人收集证据意识也较弱，很难举证证明存在家暴风险。另外，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制度目的在于保护受伤害的申请人，没有必要也不适宜对家庭暴力进行 直接认定。以“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作为认定标准，符合人身安全保 护令的主要目的，也避免了对双方此后的诉讼造成影响，对于司法实践是可行且适当的。
对于“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这一标准，有学者建议采取“主观要 件与客观要件相统一”的认定标准，客观上需要存在现实的威胁，“威胁”是 指“使受害者处于随即将遭到人身伤害的合理恐惧中”,判断此种威胁是否存 在，关键要看威胁对受害人产生的效果；主观上需要受害人对随时可能发生 的冒犯性或致害性的身体精神伤害产生合理的恐惧，该种恐惧要结合受害人 的境遇以一个正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来判断。笔者认为，考虑到家庭暴力的 特点、发生在家庭中的客观属性，在司法实践中以该种认定标准作为认定 “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的标准较为适宜，也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制度目的相契合。未来相关司法解释可将上述标准纳入，作为人民法院审查认定确立依据。具体来说，可审查被申请人有无在近期对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的主观意愿(如通过微信、短信、电话进行威胁、骚扰、恐吓)及有无在近期实施家庭暴力的客观条件(如共同居住，可以随时进人申请人住所等)。
本案中，因被申请人王某已经在监狱服刑6个月，故申请人季某在向法院提出申请时，其本身在近期并未受到家庭暴力。但依据季某提交的证据显示，王某犯故意伤害罪系因对季某有暴力行为；且根据季某提交的多份派出所受案回执、笔录及病例、鉴定意见书等材料，可以看出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王某多次对季某进行过暴力行为。现王某即将出狱，季某主张其面临被打击报复的现实危险具有合理性。故法院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标准系认定季某“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
(三)厘清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及证明标准
《反家庭暴力法》中对于人身安全保护令并未设置单独的证据规则。对于 部分学者提出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笔者认为，该原则虽有利于广泛地 保障申请人的权益，但是可能会造成部分申请人利用该程序达到其他不正当目的，造成权利滥用，也可能会不正当地加重被申请人的举证义务，有失公允。因此，仍应比照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及《民诉 法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中关于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即“谁主张， 谁举证”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
与证明责任相关联的是，考虑到受害人举证难的现实状况，《人身安全保护令适用法律规定》第五条对于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法院在申请人提出申请后的有限时间内应及时与申请人取得联系，向申请人释明是否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若存在公安部门的出警记录、相关笔录、告诫书、伤情鉴定意见及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病历资料等材料，当事人在无法自行调取的情况下，法官应当主动出击，及时前往相关单位予以核实调取。其次，法院还应本着对家庭暴力的风险全面核实的原则，主动至申请人居住生活的社区，向村(居)委会及妇联工作人员、邻居等人了解情况并作好记录。
对于证明标准， 一般而言，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为“高度盖然性”。如前所述，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独立的非讼程序，与离婚等案件不存在依附关系。而且，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旨在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的安全，离婚等婚姻家庭纠纷中则涉及子女抚养、财产分配、损害赔偿等多种问题。因此，受害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所要达到的证明标准，相比于离婚的婚姻家庭纠纷中认定家庭暴力的证明标准应较低。故在审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中，证明标准可以进行特殊设置，采用低于 一 般民事诉讼标准的证明标准。 受害人仅需要将其主张的事实证明至其存在的可能性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即可，无须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人身安全保护令适用法律规定》第六条规定：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中，人民法院根据相关证据，认为申请人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事实存在较大可能性的，可以依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该规定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证明标准，即存在较大可能性。采用这种证明标准可以在 一 定程度上缓解受害人收集证据难、保留证据难的现实状况，也可以使法官在对核发条件进行认定时享有更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有利于法官对核发条件作出判断。而这种证明标准的确定也可以反过来印证，现行的“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与证明标准也是相适宜的，无须采用举证责任倒置。
具体到本案中，季某就其申请提交了刑事判决书、鉴定意见书、多次派出所受案回执及多份病历等证据材料，并当庭陈述王某对其实施暴力行为的 具体经过，亦称王某在入狱前对其威胁要打击报复。综合以上证据及申请人 陈述，可以认定季某确实存在着遭受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现王某因故意伤 害季某人狱后即将刑满释放，季某有较大可能性再次遭受家庭暴力，故法院依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一审法院独任审判员 林字军
编写人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吴 昆
责任编辑 丁文严
审 稿 人 张 乾
原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22年第9辑(总第175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