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法院优案评析｜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审查标准及其与家庭暴力认定的关系

常言道，清官难断家务事。曾几何时，解决家庭纠纷往往诉诸道德而疏于法律。然而当今社会，家庭暴力已然成为社会普遍关切的人权和公共健康问题。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如任由家庭暴力产生的不安因子不断向社会传导，必然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家务事”绝不是掩饰家庭暴力的保护伞。《反家庭暴力法》建立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对遏制家庭暴力，营造安定、和谐的家庭风气和社会氛围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人民法院审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的数量逐年递增，但由于缺乏统一的规范指引，审判人员在个案中对于审查尺度和裁判标准的把握存在一定分歧。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否影响后续离婚诉讼的处理、法院是否应主动调取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线索、确认存在家庭暴力或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证明标准应如何把握均是本案审理过程中需解决的难点问题。

一、正确认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独立性

(一)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程序独立性

我国明确规定对家庭暴力可以采取强制措施的司法文件，最早可以追溯至2008年发布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2008年3月发布)，其中第二十六条 提出了“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概念。2012年修正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一款 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责令其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行为；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保全措施。”该条款通过设立行为保全制度为人身安全保护裁定提供了更加直接的法律依据。然而，人身安全保护裁定本质上仍是为了保障离婚诉讼的顺利进行，因此必须依附于离婚诉讼， 不具有独立性。如当事人仅希望获得人身保护而不希望解除婚姻关系，则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缺乏用武之地。因此，将人身安全保护措施与离婚诉讼人为捆绑，存在侵犯受害人婚姻自主权之虞。 

《反家庭暴力法》正式设立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该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反家庭暴力法》虽未规定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应当适用何种法律程序，但有别于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并未要求必须在离婚诉讼中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相关程序问题的批复》(法释〔2016〕15号)中亦指出，对于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人民法院可以比照特别程序进行审理。由此，人身安全保护令完全摆脱了对离婚诉讼的依赖，成为独立案件，且适用非诉特别程序审理。至此，实践中对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程序独立性基本不存在争议。

(二)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实体独立性

由于家庭暴力同样是《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三款 规定的法定离婚事由之一，人们很自然地会将人身安全保护令和离婚诉讼进行关联。离婚案件中，一旦法院认定系由于家庭暴力导致婚姻破裂，则无过错方在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方面都将占据明显优势。因此，一些当事人把人身安全保护令当作“金牌律令”，认为不仅能够免受暴行，同时能够为后续在离婚或侵权诉讼中主张权益增加砝码。 部分当事人甚至将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作为离婚诉讼策略加以利用， 给审判人员准确识别家庭暴力与一般家庭争执增加了难度。加之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时限紧迫(一般情况下受理后72小时之内，紧急情况下24小时内作出处理)，在证据链不够完整清晰的情况下，无充分时间展开详细调查，这就难免使得审判人员产生心理顾虑，担心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中的家暴认定对后续离婚诉讼造成影响，因此倾向于采取保守的处理方式，即驳回申请人的申请，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效果。

笔者认为，充分发挥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独立价值，不仅需要在程序上与离婚案件解除绑定，实体上对于家庭暴力的认定也应当与离婚诉讼相互分离。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与离婚案件对于家暴的认定存在诸多区别：第一，二者的目标不同。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目标在于保障申请人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免受暴力侵害，其制度价值侧重预防而胜于惩治；而离婚诉讼中对于家暴的认定则着力于惩治，被施暴人可以据此解除婚姻关系并主张损害赔偿。第二，二者的内涵不同。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并不必然意味着存在家庭暴力。《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当事人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同样可以提出申请；而构成法定离婚事由和产生损害赔偿责任的家庭暴力则必须已经实际发生。第三，二者适用的法律程序和审查标准不同。人身安全保护令是非讼案件，适用特别程序，可以书面审理、不公开审理，无须被申请人质证、辩论，可以不听取被申请人的意见， 更加注重效率价值；而离婚诉讼属于争讼案件，适用一般诉讼程序，需要开庭审理，奉行调解原则、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更加注重实质正义。基于不同的审理程序，二者所应采取的证明标准亦有所不同。

综上，人民法院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主要考量在于保护申请人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并不影响离婚诉讼中对于家庭暴力的审查认定，不构成免证事实。审判人员在审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时，应当坚持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实体独立性，打消对离婚诉讼的顾虑，从切实保护申请人安全的角度出发进行审查处理，从而充分发挥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制度价值。同理，审判人员在审理离婚案件时，也应摆脱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束缚，对于当事人提出的家暴主张，应当依照民事诉讼的一般规则进行审理，并作出公正判决，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法院审理同时还存在离婚诉讼纠纷，但基于两种程序设置的独立性，在处理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时，无需顾虑对离婚案件处理的影响。在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后，法院也向双方释明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并不当然导致后续离婚诉讼中认定被申请人存在家庭暴力行为的后果。

二、积极行使审判权调查和收集证据

民事非讼程序遵循法院职权主义原则。理论界普遍认为，对于涉及公益的非讼案件，应采用职权探知主义。 即法院无须受限于当事人主张和举证的范围，如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明显不足，法院应当进行释明，指导其举证，必要时可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以尽可能还原案件事实。由于家庭暴力的特殊性，审判人员应当加强对于探知权的行使，以适当弥补申请人在举证能力方面的劣势。例如，对于公安机关处理记录中记载不明确的，审判人员可以向处警民警了解情况，或调取执法记录仪影像等。如无报警记录，则可以深入当事人所在地，向居委会、村委会、邻居等调查当事人的家庭关系，必要时还可以进行现场勘验。

考虑到个案中可能存在无证据留存，导致即便法院依职权调查仍缺乏证据的情况，笔者认为，实践中还应当加强对当事人陈述的重视程度。《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当事人陈述属于法定证据类型，但大量案例显示，如仅有当事人陈述而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仍难免被驳回的结局。少数仅依据当事人陈述而获得支持的案例亦主要由于被申请人的自认。《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为了解决申请人的举证困难，虽提出了一定情况下举证责任转移的方案，但一则该文件并非法律渊源，二则举证责任转移仅适用于申请人能够证明受侵害事实及伤害后果，而被申请人否认实施了侵害行为这一特殊情况，适用范围有限。因此，审判实践中应当重视当事人陈述的证明作用，如果申请人的陈述不存在明显漏洞或自相矛盾之处，又能够与周边情况相互吻合，被申请人未提出抗辩或抗辩理由明显缺乏根据，均可以依据申请人的陈述予以支持。

本案中，在了解到申请人曾就遭受暴力报警后，审判人员前往处警派出所调取询问笔录，并与处警民警进行了沟通，详细了解了事发情况，为准确处理本案夯实了事实基础。

三、准确把握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证明标准

当前虽然已就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非诉特别程序达成共识，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法律适用标准，实践中，不同法院乃至不同审判人员对于此类案件审查尺度和裁判标准的把握仍难言一致。证据原因成为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被裁定驳回的最主要因素。有学者统计，因“未提供任何证据”或“提供的证据未能证明家暴行为存在”而被裁定驳回的案件，在全部被驳回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中占比高达71.5%。 

有学者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民事诉讼程序主要以财产权争议作为原型塑造，民事诉讼法未明确区分财产关系诉讼与人身关系诉讼在原则、制度和程序上的差异。 由于家庭暴力本身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受到家庭关系这层外壳的遮掩，天然具有隐蔽性的特征，部分受害人或囿于“家丑不可外扬”等传统观念，或害怕激怒施暴人而遭受更加严重的迫害，或担心公安机关介入后留下案底对子女产生不利影响，惧于第一时间向外界寻求帮助而未及时保留证据，因此受害人在收集证据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在审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时，如果严格遵循《民事诉讼法》关于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的一般性规定，则受害人提交的证据往往难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从而陷入申请被驳回的困境。而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被驳回反而有可能为施暴方提供心理支撑，刺激施暴方变本加厉地实施侵害行为，致使受害人的处境进一步恶化。

笔者认为，考虑到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与一般财产权纠纷案件在制度特点、价值目标、审理程序、当事人地位、举证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如果继续沿用一般诉讼案件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既无力改善申请人的境遇，也不利于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的推广落实。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通说认为，保护令对事实真实性的要求不宜过高，在申请暂时保护令或紧急保护令时，申请人负担的是“释明”责任，而非“证明”责任。因此，审判人员在审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时，应当贯彻倾斜保护的原则，适度降低对申请人的证据要求，将高度盖然性的一般证明标准调整为优势盖然性，无须强求达到内心确信，只要能够引起审判人员对于遭受家庭暴力或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合理怀疑，即可完成证明，准予核发人身安全保护令，从而使该制度的实际效用得到充分落实。

当然，对于证明标准的调整并非一成不变，还可以围绕优势盖然性这一整体标准，结合保护令的内容予以动态调整。从内容上看，人身安全保护令大致可分为禁止型和作为型两类。禁止型的保护令即禁止被申请人作出特定行为，被申请人只要消极遵守，无须采取积极行动即可符合要求。作为型的保护令则强制被申请人作出一定行为——在《反家庭暴力法》中主要规定为迁出申请人住所，被申请人必须按照保护令的要求积极履行。对于禁止型的保护令，禁止被申请人实施暴力或恐吓行为并非强人所难，也不会额外限制被申请人的权益，因此与优势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相互匹配；对于作为型的保护令，由于对被申请人的权益影响较大，则可以结合案件事实适当调高证明标准，要求申请人提供更加充分的证据予以佐证，但调整后的证明标准仍应当低于高度盖然性的要求。

本案中，根据从处警派出所调取的询问笔录及与被申请人进行单方谈话的内容均可看出，被申请人确实实施了暴力侵害申请人的行为，为保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法院第一时间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

四、充分释明达到预防效果

人身安全保护令一方面起到了维护弱势家庭成员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震慑施暴者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隐含着为双方创造平复情绪的时间和空间，从而缓和矛盾，重新构建和谐家庭关系的价值追求。尽管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不依赖于被申请人的态度和意愿，即便被申请人明确保证不会再实施暴力行为，抑或认为申请人也存在不当行为，亦不影响法院准予核发。然而，被申请人对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认可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一方面，审判人员需要向被申请人释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要求以及违反保护令的法律后果，避免被申请人因错误理解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性质而激化矛盾，无视自身法律责任对申请人打击报复，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另一方面，被申请人及时反思并改正自身的不当行为，积极向对方承认错误，对于缓和矛盾，改善家庭关系具有重要作用，也是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真正的价值所在。

本案中，审判人员就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与被申请人进行了单独谈话，向其进行了充分释明。被申请人认识到自身行为的不当性，明确表示接受人民法院作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并承诺认真遵守，实现了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

值得欣喜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已于2022年7月14日公布了《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2〕17号)，并已于2022年8月1日起正式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的独立性，丰富了可供认定的证据类型，确立了“较大可能性”的证明标准，强调了离婚诉讼中以人身安全保护令为由主张存在家暴的处理方式，为审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提供了统一的规范指引，也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的有效实施提供了坚实的司法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