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家庭暴力主体认定标准及违反裁定的法律责任——包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准家庭暴力主体认定标准及违反裁定的法律责任

——包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关键词:  家庭暴力    准家庭暴力主体   人身安全保护令   法律后果

裁判要旨

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是指不具备家庭成员关系但共同居住于同一 处所，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情感、经济等方面紧密联系的人。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属于准家庭暴力主体，对准家庭暴力主体实施的身体和精神暴力行为属于家庭暴力，适用人身安全保护令。如果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应根据其违反的次数、对受害者造成的伤害后果对其采取司法强制措施 或追究刑事责任。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 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第三十四条 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 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第三十七条  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

 案件索引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3民保令1号(2019年1月15日)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3司惩1号(2019年2月11日)

【基本案情】

包某向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申请称：包某(女)与被申请人洪某 (男)原系恋人关系，双方共同居住生活。在居住期间，洪某在因琐事引起的 争执过程中殴打包某，导致包某头皮裂伤和血肿。包某提出分手，并搬离共 同居所。分手后，洪某仍然通过打电话、发微信以及到包某住所蹲守的方式 对其进行骚扰。包某不堪其扰，遂报警，民警对洪某进行了批评教育。包某 担心洪某继续实施暴力行为，遂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依法支持 了包某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洪某收到人身安全保护令后，无视禁止，继 续通过打电话、发短信和微信的方式骚扰包某，威胁包某与其继续交往，其 间发送的消息达300余条。遂向法院申请对洪某进行惩戒。

【裁判结果】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5日作出(2019)渝0113民保令 1号民事裁定：禁止被申请人洪某通过打电话、发微信等方式妨碍、骚扰、伤 害申请人包某的行为。裁定作出后，洪某未提出复议。但洪某无视禁止，继 续骚扰包某。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11日作出(2019)渝 0113司惩1号决定：对洪某拘留15日。决定作出后，洪某未提出复议。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包某与洪某因恋爱后同居生活，属于《反家庭暴力 法》第三十七条中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系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适格主体。根据包某提交报警回执、就诊记录以及短信记录等证据显示，洪某在同居期间对其实施了暴力伤害行为，并且在包某搬离后仍然通过发短信、 蹲守等方式骚扰包某。洪某实施的伤害行为构成家庭暴力，其继续骚扰包某的行为让包某面临继续遭受家庭暴力的现实风险。所以，包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符合《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应予以支持。

法院生效决定认为：法院作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明令禁止洪某通过打电 话、发微信以及到包某住所蹲守的方式对其进行骚扰，但洪某无视禁止，在 收到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定后，通过手机短信、微信等方式骚扰包某，其间向 包某发送了300余条骚扰短信，对包某的正常生活造成影响。根据《反家庭 暴力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应对包某进行司法惩戒。

【案例注解】

本案是一起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遭受对方实施的家庭暴力后申请 人身安全保护令，且对方因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被施以司法惩戒的典型案件。 该案的处理涵盖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从申请、认定到惩戒的全部流程，对类案  办理有以下几点启示： 一是如何界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人的范围；二是  如何认定人身安全保护令中的家庭暴力；三是如何对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  行为进行惩戒。

一 、准家庭暴力主体的范围界定

“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属于《反家庭暴力法》的保护范围，学  理上称之为准家庭暴力主体。关于准家庭暴力主体的范围，尚无立法或相关  规定予以明确，导致司法实践中适用混乱。如何界定准家庭暴力的主体范围， 首先需要厘清“家庭成员”和“共同生活”两个概念。

(一)家庭成员的范围

在《民法典》实施前，我国立法上并没有“家庭成员”的明确概念。 《民法通则》只界定了近亲属的范围，《婚姻法》对家庭关系的列举也仅有夫妻、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与孙子女、外孙子女四类。2015年，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中首次提到了“家庭成员”,但也只是将家庭成员作为与“具有监护、扶养、寄养、同居等关系的共同生活人员之间”的平 行概念，并未对家庭成员的范围作出界定。《反家庭暴力法》的征求意见稿曾通过列举的方式将家庭成员界定为父母、配偶、子女以及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但在正式稿中删除了该规定。如何认定家庭成员，司法实践中掌握的标准是参照近亲属的范围。虽然近亲属的范围本身并不统一，而且将近亲属等位于家庭成员有扩大适用的嫌疑，但是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不适用于上诉机制，所以并无权威的裁判对其进行纠偏，导致司法实践中对家庭成员概念适用的混乱。

《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五条首次在立法层面对家庭成员的范围进行了界定，明确了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其中配偶、父母、子女以亲缘关系为基础，不以共同生活为必要，而其他近亲属则需以共同生活为前提。《民法典》对家庭成员范围的界定缩限了传统观念中对家庭成员的理解，因为我国现代家庭成员一般由配偶及父母子女等血缘关系极其密切的近亲属组成，随着社会发展，家庭规模日益缩小，由父母和未成年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日益增多。所以，《民法典》施行后，家庭成员的范围应当严格按照《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规定进行界定。

(二)“共同生活的人”的范围

学理上对“共同生活的人”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理解以空间 为判断标准，将生活在同一处所的人认定为共同生活的人，包括舍友、同居 者、住家保姆等；狭义的理解以“类家庭成员”为判断标准，强调共同生活 的人与家庭成员之间具有实质相似性，在外观上呈现出“家庭”的特征。《反家庭暴力法》保护的“家庭成员共同生活的人”应当采取狭义的理解，将共同生活的人限定为生活在同一处所，并且在感情、经济上密切结合的人。如果仅以空间为判断标准，不强调家庭关系的结合，共同生活的人完全可以在遭受暴力后以逃离处所的方式获得救济，其适用的救济方式是申请人格权禁令，而非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根据类家庭成员的标准，判断“共同生活的人”应当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一是空间和时间因素，即在同一处所持续、稳定的生活；二是感情因素，共  同生活的人之间有感情依赖或结合；三是经济因素， 一方对另一方形成经济依赖或者二者共同对财产处分形成合意。此外，具备法定的监护或约定的遗赠扶养关系人在共同生活的前提下也属于准家庭成员。需注意的是，对共同生活的判断不应强调关系的合法性，即使是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也属于共同生活的人。因为《反家庭暴力法》以保护人的身体权益为初衷，而非对身份关系的界定。综上分析，现实中生活中常见的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主要包括儿媳、女婿、公婆、岳父母等姻亲，同居伴侣(含同性伴侣、婚外同居等情形),以及因监护、扶养、寄养等关系而共同生活的人。

具体到本案中，申请人包某(女)与被申请人洪某原系恋人关系并同居生活，符合“类家庭成员”的认定标准。在双方居住生活期间，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属于准家庭暴力主体的范围，应当得到《反家庭暴力法》的救济。

二、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中家庭暴力的认定

(一)家庭暴力的证明标准 

在我国民事法律体系中，涉及家庭暴力认定的主要有人身安全保护令、 离婚以及离婚损害赔偿三类案件。关于家庭暴力的证明标准，由于我国并无  专门的家事程序法，采用民事诉讼法中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成为司法实践中大多数法官的选择。但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客观上造成了家庭暴力的司法认定难，家庭暴力认定率低。《反家庭暴力法》施行后，家庭暴力的多元化证明标准，即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较低的证明标准，离婚纠纷适用适中的证明标准，损害赔偿案件适用较为严格的证明标准，已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运用。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台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工作指引》中明确提到  “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不同于诉讼案件，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不适用于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法官对家庭暴力是否存在或是否有家庭暴力之危险根据内心确信作出判断。 ”

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较低的证明标准具有其合理性，因为《反家庭 暴力法》设置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目的是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而非家庭暴力 发生后的责任认定或法律后果承担。《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三条规定，遭受家庭暴力和尚未遭受家庭暴力但正在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风险，都是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法定条件。可以看出，人身安全保护令中对家庭暴力的认定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标准，这与人身安全保护令旨在制止正在发生的暴力行为和预防可能发生的暴力行为的立法目的相契合，至于家庭暴力所导致的法律后果，则不属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规制范畴。

 (二)家庭暴力的表现形式 

身体暴力是最典型的家庭暴力形式，主要表现为殴打、捆绑、残害，限 制人身自由，以饿冻、有病不给治疗等方式虐待、遗弃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 儿童、老人、残疾人、重病患者，在家庭教育中以暴力方式管教儿童等。精神暴力主要表现为对受害人进行侮辱、谩骂、诽谤、宜扬隐私、无端指责、 人格贬损、恐吓、威胁、跟踪、骚扰等。精神暴力通常会使受害人产生自卑、恐惧、焦虑、抑郁等心理、精神方面的伤害。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亦对家庭暴力行为作了列举式扩充，明确冻饿及经常性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等均属于家庭暴力。

《反家庭暴力法》明确规定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民法典》 《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法律在要求施暴人承担比较重的责任时要求家暴行为需要造成一定的伤害后果，但《反家庭暴力法》的重点在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其针对的家庭暴力行为是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只要有相关行为，就构成家庭暴力，不要求相关行为造成伤害后果。

具体到本案中，申请人洪某虽不是对申请人包某直接实施身体暴力，但通过打电话、发微信等方式妨碍、骚扰申请人的正常生活从而给申请人精神上造成困境，施加压力。被申请人实施的精神暴力行为在客观上造成了申请人遭受伤害的后果，故构成家庭暴力认定的标准。

(三)家庭暴力的认定思路

家庭暴力的表现形式复杂，受害者的举证能力亦有限，即使对家庭暴力  的认定采取了较低的证明标准，对家庭暴力的认定亦存在诸多困境。总结实 践经验并结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人身安全保护令中家庭暴力的认定可以采取以下裁判思路： 一是施暴人不认可实施了暴力行为。实践中，鲜有施暴者会对申请人陈述的事实全盘否认，大多数情况是施暴人虽不认可实施了家庭暴力行为，但面对受害者提交的证据，又认可受害者对案件起因、情节和后果的描述。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综合申请人提交的其他证据，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决定是否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二是施暴人认可实施了暴力行为但辩称是因受害人过错。在诸多家庭暴力案件中，经常出现施暴者理直气壮地辩驳对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行为是因为申请人有过错， 这种过错表现为不赡养老人、不照顾家庭、出轨等。家庭暴力保护的是受害者的人身权益，这种权益并不以其是否存在过错为判断标准。所以，只要查明了施暴者存在暴力行为的实施，即可以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三是施暴人认可申请人的伤害后果，但辩称系自己误伤或申请人自伤。在这种情况下； 施暴者应当对误伤或申请人自伤的辩称负举证责任或者作出合理说明，如果施暴者不能提供证据或者作出的说明不合常理，可以直接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三 、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法律后果

根据《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法律后果有两种： 一是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是被处以司法惩戒。随着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广泛适用，司法实践中对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被申请人采取司法强制措施的案例也越来越多，人身安全保护令保护家庭暴力受害者、震慑家庭暴力施暴者的功能得以有效发挥。本案就是对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被申请人处以司法拘留的典型案例，曾人选“全国法院人身安全保护令十大典型案例”,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除了司法强制措施外，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行为在何种情况下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也需要进一步厘清。

《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 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人身安全保护令属于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属于该罪名规范的内容，而且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行为一般情况是再次实施了家庭暴力。如果被申请人多次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或造成了受害者轻微伤以上，可以认定为是情节严重，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处罚。

具体到本案中，被申请人洪某无视法院禁令，在收到法院作出的生效裁 定后，仍通过手机短信、微信等方式骚扰包某，其间向包某发送了300余条骚扰短信，对包某的正常生活造成影响，但洪某的行为又未达到《刑法》裁量的标准，故根据洪某行为的情节决定司法拘留，在对包某人身安全提供保护的同时，亦能震慑家庭暴力施暴者，促使法院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功能得以

一审法院独任审判员 刘秀荣

编写人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  刘秀荣  郑  飞 

责任编辑  丁文严

审稿人  张  乾 

原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22年第9辑(总第175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