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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船竞赛运动中的碰撞责任——深圳市南山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诉粤和兴公司、太平洋保险深圳分公司侵权责任纠纷案

交通事故纠纷王德林2026-04-16

帆船竞赛运动中的碰撞责任

——深圳市南山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诉粤和兴公司、太平洋保险深圳分公司侵权责任纠纷案

关 键 词:  碰撞    自甘风险    故意    重大过失

 裁判要旨

帆船竞赛过程中发生的碰撞事故应根据竞赛规则而非船舶避碰规则审查避碰义务。竞技过程中产生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适用《民法典》自甘风险规 则进行审查认定。致害人违反竞赛规则导致损害并不必然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应结合竞技项目的固有风险、竞赛实况、犯规动作意图、运动员技术等因素综合评价致害人对损害后果的发生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进而确定致害人的民事责任。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  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


案件索引

一审:广州海事法院(2017)粤72民初874号、(2017)粤72民初1020 号(2018年12月28日)

二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民终635号、(2019)粤民终636 号(2021年2月8日)


【基本案情】

深圳市南山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防公司)诉称:人 防公司与粤和兴激光刀模(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和兴公司)在参加 第十届中国杯帆船赛期间,因粤和兴公司人员操作失误,其所有的“中国杯 24号”游艇撞击了人防公司所有的“白鲨号”游艇,致使“白鲨号”游艇严 重受损,造成人防公司船舶修理费用损失241559元,员工工资、租船费用等 损失242900元,以及律师费损失3万元。“中国杯24号”游艇在比赛中恶意 犯规,造成人防公司损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粤和兴公司就“中国杯24 号”游艇向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 保险深圳分公司)投保了责任险,太平洋保险深圳分公司应在保险金额范围 内向人防公司承担责任。

粤和兴公司、太平洋保险深圳分公司辩称:(1)粤和兴公司对本次事故 的发生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在案涉碰撞事故发生时,“中国杯24 号”游艇与“白鲨号”游艇正在进行帆船竞赛,粤和兴公司没有侵权责任构 成要件中的主观过错,侵权责任法中的过错原则和体育竞赛的犯规并非同一 概念。(2)人防公司索赔的维修费用金额不合理,索赔船员工资、船期损失 及律师费没有法律依据。

粤和兴公司反诉称:“白鲨号”游艇与“中国杯24号”游艇在竞赛中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中国杯24号”游艇损害,产生维修费用129352元、船期损失约25万元及律师费用5万元。按照赛事规则及相关法律规定,因人防公司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向赛事组委会提供相应资料,致碰撞事故责任无法判定,其应当承担全部碰撞责任,赔偿粤和兴公司因碰撞导致的相关损失。

人防公司对粤和兴公司的反诉辩称:(1)人防公司在帆船比赛中恶意犯规导致两船碰撞,应对碰撞事故承担全部责任。(2)在帆船比赛过程中,肇 事船舶造成受害船舶损害时,根据处理习惯,原则上由肇事方承担对方的全部赔偿责任。(3)粤和兴公司主张的各项损失没有证据支持。

法院经审理查明:人防公司系“白鲨号”游艇登记的船舶所有人,粤和 兴公司系“中国杯24号”游艇登记的船舶所有人。“中国杯24号”游艇在太  保深圳分公司投保了第三方责任保险。两艘游艇自愿报名参加2016年第十届 中国杯帆船比赛。根据赛事公告,比赛执行《国际帆联帆船竞赛规则2013-  2016》(RRS)  [以下简称《规则》(RRS)],    公告还声明了帆船比赛可能是  危险的,所有参赛船主及船长必须关注国际帆船竞赛规则基本规则4和特别  章程1.02第一点。(负责帆船和其选手安全是其负责人唯一和不可推卸的责 任……)《规则》 (RRS)    第11条规定:“当船只位于同舷风并相联行驶时, 上风船应避让下风船。”第14条规定:“如果在合理可能的情况下, 一条船应避免与另一条船接触,但是有航行权的船只、有权拥有空间或绕标空间的船只可以不需采取避免接触的行为,直至很明显另外一条船不避让或不给予空间或绕标空间时,并且如果接触没有造成损坏或受损,违反这条规则者可以免除处罚。”

2016年10月29日,在帆船竞赛期间,“白鲨号”游艇与“中国杯24  号”游艇在深圳市大鹏新区万科浪骑游艇会附近水域发生碰撞事故,双方游艇均不同程度受损。比赛现场视频显示,事发前“中国杯24号”游艇与“白鲨号”游艇同舷受风,“中国杯24号”游艇为上风船,其突然左转,很快其船头碰撞“白鲨号”游艇的右后方,未见“白鲨号”游艇采取避让措施。碰撞事故发生后,“白鲨号”游艇向组委会提交抗议表,后因“中国杯24号” 游艇自行退出比赛,“白鲨号”游艇向组委会申请撤销抗议。抗议委员会未对案涉事故进行评价。人防公司认为“中国杯24号”游艇构成恶意犯规。粤和兴公司确认“中国杯24号”游艇违反了《规则》 (RRS)  第11条,但主张当时处于激烈竞赛环境中,参赛队员没有主观上的过错,并主张“白鲨号”游艇违反《规则》 (RRS)  第14条,且其配员不足、船员不适格,应承担案涉事故的主要责任。人防公司和粤和兴公司对各自船舶进行了修理,但双方对事故责任和赔偿金额未能达成一致意见,遂成讼。


【裁判结果】

广州海事法院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2017)粤72民初874号、(2017)粤72民初1020号民事判决:粤和兴公司赔偿人防公司船舶维修费损失217403.10元,太平洋保险深圳分公司对其中的212403.10元承担支付责 任;粤和兴公司赔偿人防公司误工费损失9000元;人防公司赔偿粤和兴公司 11000元;驳回人防公司对粤和兴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驳回粤和兴公司对人 防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

 宜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2月8日作出(2019)粤民终635号:(2019)粤民终636号民事判决:撤销一审判 决;驳回人防公司的诉讼请求和粤和兴公司的反诉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案涉事故发生在帆船竞技比赛过程中,本案双方当 事人系在明确知道帆船竞赛风险性的前提下自愿报名参加该项活动,在竞赛 中因对方参赛者的行为而遭受损害,符合《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规 定的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前提条件,审查认定案涉当事人的责任可以适用该条规定。

根据当事人的确认,双方对“中国杯24号”游艇违反《规则》(RRS)第11条的规定,作为上风船未避让处于下风的“白鲨号”游艇,在未减速的 情况下左转绕标,导致触碰“白鲨号”游艇尾部这一事实均没有异议。但本 案为体育竞技过程中产生的碰撞事故,不同于一般的船舶碰撞侵权行为纠纷, 不宜以违反避碰规则即构成过错和侵权进行认定,而应充分关注体育竞技中的正当风险和竞技活动的特殊性。衡量致害方有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是否违反竞赛规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要素,但是,仅违反规则并不必然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帆船竞赛中,获得最有利的风速、风向,保证帆船高速前进, 赢得比赛是参赛者的共同心态,也是该项竞技运动存在一定风险的原因,为 鼓励体育竞技精神,不宜对参赛者课以过于严格的谨慎注意义务,更不宜仅 以违反规则作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评价标准,而应结合比赛的固有风险、 比赛的激烈程度、犯规者的技术水平、犯规者对规则的熟悉程度、犯规动作  的意图等因素对致害方的主观意图进行综合分析判断。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 及双方当事人的确认,“中国杯24号”游艇在竞赛中左转系为了竞赛的绕标 要求,其主观上并无损害他船的故意。“中国杯24号”游艇的行动的确违反 了《规则》(RRS)    第11条规则,但人防公司亦确认,帆船行进靠风力驱动, 在比赛中卸除风力后再次加速需要时间,且存在困难,“中国杯24号”游艇 系以为能够避开“白鲨号”游艇而未能避开,结果导致撞到“白鲨号”游艇 的船尾,说明人防公司亦认可“中国杯24号”游艇当时的行动系判断失误,属于过于自信的过失。人防公司主张“中国杯 ·24号”游艇已构成《规则》 (RRS)  第69. 1条 (a)  规定的恶意犯规,其主要依据是“中国杯24号”游  艇退赛并被取消比赛成绩,但本案事故并未经抗议委员会或仲裁委员会审理 认定,违反《规则》 (RRS)   第11条并不意味着已构成《规则》(RRS)  第69条规定的情形,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中国杯24号”游艇存在涉嫌品行不端的问题。因此,本案尚不足以认定“中国杯24号”游艇对案涉碰撞事故的发生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白鲨号”游艇在激烈比赛中突发紧急状况下没有采取避让措施,亦不能认为其对案涉碰撞事故的发生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且其经报名审查后进入比赛程序,未有相关机构认定其存在配员不足、 船员不适格的问题。双方游艇对案涉事故的发生均无故意或重大过失,根据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双方均不得请求对方承担侵权责任, 双方当事人应各自承担案涉事故造成的损失。


【案例注解】

帆船运动是一项古老的运动,但帆船竞赛在我国仍属新兴体育竞技项目。 在帆船竞赛过程中发生的纠纷通常通过非诉讼方式解决,鲜少进入司法程序, 在现有资料范围内,本案系我国法院处理的首宗在帆船竞赛中发生碰撞事故  所引发的侵权责任纠纷案件。法院适用《民法典》确立的自甘风险规则处理本案纠纷,彰显了司法对体育自治原则的尊重以及对体育竞技精神的鼓励。

一 、本案应适用自甘风险规则

自甘风险规则起源于英美法系侵权法中“当事人自愿接受则不成立侵害” (volenti non fit injuria) 的法则。所谓受害人自甘风险(assumption of risk),是指受害人已经意识到某种风险的存在,或者明知将遭受某种风险,却依然冒险行事,致使自己遭受损害的一项免除行为人责任的事由。在《民法典》 颁布之前,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已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援引自甘风险的构成要件来评价当事人在侵权行为中的责任负担。特别是在竞技比赛领域,法院倾向于适用自甘风险规则进行裁判。《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正式确立了自甘风险规则,根据该条规定,其适用范围限于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其构成要件包括:侵权主体为文体活动的参加者、致害人是在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中致人损害、主观要件为受害人明知风险仍自愿参加该项活动、法律效果为在致害人仅存在一般过失的情况下完全免除致害人的责任。

帆船比赛是典型的水上船艇运动;通常在内陆河道、港口或可航行海域 举行。作为一项水上竞技项目,帆船比赛不仅具有一般体育竞赛项目的高对  抗性、挑战性和激烈性带来的事故风险,同时也具有水上船艇运动的内在固 有风险。代表性的水上船艇运动如帆船、赛艇、摩托艇、皮划艇等由于其动力来源不同,固有风险及其可控性也存在差异。如对于摩托艇而言,其动力  来源于发动机的驱动,以机器动力为主,可控性强,而帆船、赛艇等则以风力和人力为主,尤其是帆船,其受风向、风力和水流的影响较大,人为可控  性更弱,潜在风险的发生愈加难以预估。这些固有风险可能引发船艇的相互碰撞而导致财产损失或人身损害,甚至可能导致死亡。中国杯帆船赛组委会发布的2016年第十届中国杯帆船赛赛事公告亦明确提示,帆船比赛具有一定  的风险性。本案双方当事人系在明确知道帆船竞赛的风险性的前提下自愿报名参加该项活动,在竞赛中因对方参赛者的行为而遭受损害,符合自甘风险规则中“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这一适用前提条件。

但本案涉及的是帆船在海域发生的碰撞事故,处理本案纠纷首先需要解 决的是定性问题,是否应将本案定性为船舶碰撞损害赔偿责任纠纷并遵循相应的审理思路。在英美法上,传统海事规则认为自甘风险规则不适用于可航 行海域上进行的体育活动,因为可航行海域均应受海商法的调整。海事海商法律制度强调对航行和运输当事人的公平保护和风险共担,典型的如共同海损制度的出现,因此并不允许在船舶碰撞的归责原则中采取全有或全无的方 法,换言之,传统海事法并不承认当事人基于自甘风险所提出的抗辩,因为其会严重损害海事法的实体内容或干扰其运作。基于此,在帆船比赛相关侵权案件中,即便共同参与者在参加比赛时完全知道这项运动存在着碰撞风险, 也可能因其一般过失而导致的碰撞对其他共同参加者承担责任。然而,这一 主张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帆船运动与其他海上商业活动存在本质区别。 海事海商法律制度以鼓励和促进海上贸易的发展为出发点,而船艇比赛并不 存在类似的商业动机。当水上帆船运动演变为一项纯粹的竞技活动的时候, 其航行并非出于运输和商业的目的,而是一种包括竞速、绕标等特定动作在内的体育健身项目,故应排除在传统的海上商业环境之外。传统海事法对实 体规则一致性的追求并不影响对帆船运动适用自甘风险规则,因为两者所保  护的法益和社会秩序不同,在法律适用结果上不存在冲突。现代海商法逐渐接受一项正在演进的适用于船艇碰撞所致损害的一般例外。我国《海商法》 规范的是海上运输及其相关的海事活动,并不及于非商业目的的水上运动项目。从船舶碰撞的归责制度看,《海商法》适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和过失相抵制度,如果将此规则适用于帆船竞赛,那么无论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违反比赛规则,是否在可预知和可容纳的风险范围内,只要行为人事实上造成了被害人人身或财产损害,就应该承担责任,即使受害人有过失,也只能减轻责任。 如此将导致陆上体育活动与水上体育项目在责任制度上的不对称。竞技体育  过程中发生的帆船碰撞事故不同于一般的船舶碰撞事故,由此引发的纠纷不应遵循船舶碰撞侵权纠纷的审理规则,因此,二审判决将本案的案由从船舶碰撞损害赔偿责任纠纷变更为侵权责任纠纷,并适用自甘风险规则审查本案。

本案事故发生在《民法典》实施之前,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本案 纠纷本不应适用《民法典》的有关规定解决。但本案纠纷属于我国当前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类型纠纷,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及如何适用法律规则有待进一步明确,在原有法律规定并不明确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的精神以 及第十六条的具体规定,本案应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审查认定案涉当事人的责任。

二 、体育自治与克制的司法审查

体育竞赛所具有的专业性和国际性决定了体育领域具有异于其他领域的管理目标,产生了体育行业自主治理的现实需求,经过漫长的发展最终形成 了体育自治的成熟模式。体育自治主要表现为组织自治、规则自治和争端解决自治三个方面的内容。《体育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以及第七章“法律责任”部分 的相关规定也体现了体育自治原则。

基于体育自治原则,对于体育争端的解决,法院在传统上奉行不干涉主 义,赋予体育组织内部裁决机构以自由和自治,鼓励司法节制主义,不仅排除管理型纠纷,甚至对于民事侵权纠纷亦是如此。例如,1973年美国 Hack-  bart 诉辛辛那提猛虎橄榄球队一案中,一审判决认为,橄榄球赛是一项充满对抗的比赛,因此导致的伤害在法庭上是不可诉的,即便是故意打击也不在法庭审理范围之内,否则会对橄榄球运动施加过多的障碍和限制。但伴随着体育商业化以及对实质公正的追求,司法介人体育争端并作为争端最终解决者 已无争议。但法院在司法审查过程中仍最大限度地保持对体育自治原则的尊重,本案对自治规则的适用和对违反规则行为认定方面即体现。

在避碰规则的适用方面。竞赛规则是典型的自治规则。体育规则自治表现为自治规则的优先适用,即不仅体育组织的内部机构依据自身的规则作出 决定,进行内部救济,而且国际体育仲裁院在进行仲裁时,也坚持体育自治规则优先适用原则,适用体育自治规则对案件进行审查。在民事诉讼中,亦应坚持这一原则。本案事故水域位于深圳市大鹏新区万科浪骑游艇会附近, 属于连接公海可供海船航行的水域,我国作为《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公约》的当事国,在该水域航行的船舶包括帆船应遵守《国际海上避碰规则》。 《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十二条亦专门规定了两艘帆船在互见中的行动规则, 虽然该行动规则与《规则》 (RRS)第11条的规定并无差异,但是基于上述原则,涉案帆船碰撞属于体育竞技范畴,审理本案纠纷不能适用《国际海上避碰规则》,而应适用《规则》 (RRS)。   

在对违规行为的认定方面。在体育竞技侵权诉讼中,侵权行为通常即违规行为,致害行为是否违规、违反哪一项规则、违规的性质对行为人的主观状态的认定具有重大意义。但是,这一部分恰恰是体育竞技中技术性、专业性最强的部分,对于违规处罚的体育争端通常排除或谨慎允许外部司法介人。 人民法院在处理民事争议中,对所涉违规行为的认定是案件审理的难点,通  常需要以赛事组织的申诉或仲裁机构作出的认定作为基础。本案碰撞事故发生之后,“白鲨号”游艇向抗议委员会提出抗议之后又撤回,导致抗议委员会并未对案涉事故的责任进行认定。违规行为的认定是侵权行为认定的基础,如果不对此进行认定,案件无法裁判,在确实无法获得体育组织内部救济机构认定的情况下,司法权理应且必须作出判断。本案中,基于审慎的态度, 二审法院征求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双方当事人均确认本案事故系“中国杯24号”游艇违反《规则》(RRS)   第11条所致,法院遂以此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

三、故意与重大过失的认定

在早期的体育类竞技活动所产生的侵权案件中,由于行为人对受害人所 造成的损害通常是行为人违规操作所引起的,因而多认为只要有伤害的发生就存在违规行为, 加害人就存在过错,而不考虑加害人的心理状态和被害人对风险的认知水平。这种做法导致的结果往往是将违反体育比赛规则造成损害的行为即等同于违反法律,认定构成侵权行为。体育规则本身不具有法律 约束力,仅仅以该规则为标准来评判致害人的行为是否具有侵权法上的可归责性并不妥当。并且,过分强调运动员的注意义务,要求运动员在激烈竞技 过程中的短短几秒钟内作出判断、采取恰当措施,并不太现实。为运动员设定过多的注意义务也不利于竞技体育的发展,不符合鼓励体育竞技精神的规则导向,这也是自甘风险规则容忍一般过失的意义所在。比如,在帆船竞赛 中,绕标时抢占最有力的风向和位置绕过航标是帆船取胜的关键时点,因而也是碰撞的高发时点。为获取最佳风向和动力,《规则》(RRS)    第14条允许 参赛船舶不采取避让措施,在合理的范围内不给予另一帆船绕标空间,即便 发生碰撞也可以免除处罚。可见,合理范围内的犯规动作即使造成损害也不应具有侵权法上的可归责性。

当然,只强调受害人对风险的预见,而不对加害人施加相应的注意义务, 无疑会给体育参与者带来严重的伤害,因此,有必要对体育暴力侵权行为进行一定的规制。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规定,如果被害人知悉体育活动的固有风险并自愿参加;那么受害人不得请求致害人承担侵权责任, 致害人对损害的发生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除外。这一规定充分反映了对体  育裁判完全的风险自甘以及违规即侵权的检讨,而向故意和重大过失例外演进,但随之带来的司法难题则是如何审查认定故意和重大过失,特别是对于重大过失的标准审查。

体育竞技中造成损害可能是因致害人故意或过失造成,也可能是无过失造成,比如在球类竞技中,受害人在正常争抢或接球过程中被球击伤,行为人并无主观过错,亦无犯规动作,损害后果纯粹系竞技体育的固有风险所致, 致害人当然无须承担责任。实务中更需注意的是,即使运动员主观上对于犯规存在故意或过失,并不必然等同于侵权行为中可归责的故意和过失。通常而言,违体犯规即违反体育道德的犯规属于恶意犯规,系对奥林匹克运动价值的违背,在体育自治组织内部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然而,违反体育道德犯规所造成的风险并不必然超出竞技运动所固有的风险,对其所致的损害,仍应根据特定竞技项目的特点及其固有风险、事故发生时的比赛实况、犯规者的技术水平、对规则的熟悉程度、犯规动作的意图等要素对致害人的主观意图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即是否适用自甘风险规则的关键依据在于违规所造成的风险是否为该项运动所固有的风险。违规的性质和严重程度是判断该风险是否为该项运动固有风险的重要依据,但不能仅以违规的性质(技术犯规或者恶意/违反体育道德犯规)作为区分标准。具体到帆船运动,作为一项人们为了兴奋和享受而从事的有挑战性的、需要大量体能消耗和技巧的运动, 其本身包含了财产损失和身体损伤的风险。如果没有这种风险,该运动本身 的存在即毫无意义,因此,事故、碰撞、人身伤害是帆船运动难以避免的一部分,排除这样的风险将根本上改变这项运动的性质。如本案帆船竞赛中,获得最有利的风速、风向,保证帆船高速前进,赢得比赛是参赛者的共同心态,也是该项竞技运动存在一定风险的原因。“中国杯24号”游艇的行动的确违反了《规则》 (RRS)    第11条,但其左转系为了竞赛的绕标要求, 主观上并无损害他船的故意。帆船行进靠风力驱动,在比赛中卸除风力后再次加速需要时间,且存在困难;从碰撞位置看,“中国杯24号”游艇撞到“白鲨号”游艇的船尾,人防公司亦认为“中国杯24号”游艇系以为能够避开“白鲨号”游艇而实际未能避开;因此,“中国杯24号”游艇当时的行动系判断失误,其行动仍应认定为过失,其带来的风险属帆船竞赛中固有的一般风险,对此行为造成的损害应适用自甘风险规则,由受害人自行负担。


一审法院合议庭成员  尹忠烈  文  静 林依伊

二审法院合议庭成员  李洪堂  张怡音 辜恩臻

编写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辜恩臻 王丽姗

责任编辑 丁文严

审稿人  高燕竹


原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22年第8辑(总第17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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