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货币的法律属性及民事裁判规则——李某诉魏某某不当得利纠纷案

虚拟货币的法律属性及民事裁判规则

——李某诉魏某某不当得利纠纷案

关键词:  民事“虚拟货币    禁止流通    无记名债权关系    货币属性

 裁判要旨

虚拟货币是网络虚拟财产的一种，是受法律认可的特殊类型的物，因此 委托事项为购买虚拟货币的委托合同合法有效，受托人据此收到用于购买虚 拟货币的法定货币不属于不当得利，也不应适用无效合同返还原则。委托人 以不当得利或合同无效为由要求受托人返还已用于购买虚拟货币的法定货币， 实为要求通过诉讼实现虚拟货币投资的退出及其与法定货币之间的兑付，该 行为违反相关金融法规关于禁止虚拟货币与法定货币之间进行兑付、结算的 规 定 。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二十二条① 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

①对应《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 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

第一百二十七条①  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 规定。

①对应《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 规定 。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印制、发售代币票券，以代替人民币在 市场上流通。

第四十五条  印制、发售代币票券，以代替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的，中 国人民银行应当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案件索引

一 审：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20)粤0304 民初42566 号 (2020年10月30日)

【基本案情】

原告李某诉称：2019年5月初，被告向原告介绍GSGC 投资项目后，原告 先后分17笔向被告总计转账314180元由被告代为购买GSGC币。但该项目启动后没过多久就结束，经了解，项目方有意向将投资款按原路层层退还，被告应当也从案外人处获得了退款，且原告已经将自己数字货币存储账户(冷钱包) 里的GSGC 币转移给被告，被告也已经接收了，应予返还相应价值的人民币。 据此要求被告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314180元及利息并承担诉讼费。

被告魏某某辩称：(1)本案原、被告是委托代理关系，被告受原告所托帮其向虚拟币项目方购买GSGC 币后已存人原告自己的冷钱包里，并告知了原告已配发及可交易，微信聊天记录反映了全过程。(2)被告在代理中没有过错。 GSGC 项目是一种以区块链概念为基础的虚拟币，投资人都是朋友之间相互介绍参与，通过其价值上升获利，被告自己也投资了46万元后亏损。相关交易通过  “imToken”App  进行，该App 在新加坡注册、由IMTOKEN PTE.LTD 基金公开发运营，国内访问网址为http://token.im/, 下载并安装App 后即可使用。 该App 为公开发行并使用，凡以其能接受之区块链技术所发行的数字货币均可  存储和交易，并非 GSGC 币专用。虚拟币是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行业，投资  人均知风险自担。原告投资失利是因为该项目的失败，不是被告的过错。(3)原告称项目方层层退款是不属实的，被告并未收到案外人曾某某针对原告 投资的退款，在国内虚拟币交易是没有备案和许可的，没有官方退出机制。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5月，被告将其从他人处获知的名为GSGC的 虚拟币项目大致情况及盈利可能性向原告进行了介绍，原告遂向被告转账数 笔款项合计314180元，委托被告帮其购买该虚拟币。被告收到后，向案外人曾某某付款购买GSGC 虚拟币并存人原告在“imToken”App 平台上注册的数字货币存储账户( “imToken”  是一款旨在为网络用户提供存储数字货币资产的区块链技术应用软件，用户在该平台上注册的账户被称为“冷钱包”)。此后，由于相关虚拟币在应用软件中操作“出售”无人接盘，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向案外人主张退款，被告多次与曾某某联系未能获得退款。原告亦曾直接联系案外人曾某某要求退款，曾某某告知原告与被告协商。原告遂于2019年年底将其数字货币存储账户中的GSGC虚拟币陆续转给了被告在同一平台中的账户，并要求被告直接兑付人民币。原告曾就本案相关事实向公安机关报案，但公安机关未予立案受理。庭审时，本案法律关系的性质及效力已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原告明确坚持原诉讼请求及起诉主张的案由。

【裁判结果】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30日作出(2020)粤0304 民初42566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李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均未提出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依照《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因他人 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原告提出返还不当得利之诉求的具体理由是：第一，项目方应当已经将原告委托被告购买的GSGC 虚拟币兑现后退还了人民市给被告；第二，即使项目方没有实际兑现退款人民币给被告，因其已将自己在 “imToken”  平台中数字货币存储账户里的 GSGC 虚拟币转移给了被告，被告就应当向其返还人民币。对于第一项理由，现有证据中没有内容能够反映原告所购 GSGC 虚拟币已经从案外人处成功获得人民币退款并已支付给了被告，该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依法不能成立。对于第二项理由，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被告最初收到案涉资金人民币314180元系基于双方以口头方式成立的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委托事项是以该资金购买虚拟币，故被告收到该资金具有合法事由。被告目前所占有的GSGC 币是原告自主将其数字货币存储账户中的虚拟币转移给被告所形成的事实状态，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最初受托购买该虚拟币时所接收的资金，实为要求通过诉讼实现虚拟币投资的退出及其与合法货币之间的兑换， 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法律定义及构成要件，亦违反相关金融法规关于禁止将虚拟货币作为货币进行流通使用及禁止虚拟货币与法定货币之间进行兑付、交易、结算的规定，依法不予支持。

【案例注解】

网络虚拟货币是伴随互联网金融兴起而出现的一种新事物，在部分国家和地区，虚拟货币已经取得合法地位并同时建立了相应的准人和监管体系。我国关于虚拟货币的法律法规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过程中，但同时民间已存在大量与虚拟货币相关的交易和行为，亟待以现行法律法规为视角，对虚拟货币及相关交易和行为的法律属性进行界定从而实现定分止争，同时也使得民众对相关行为法律后果有所预见。本案便是其中一例，可由此展开对相关案件裁判规则的初步探讨。

一 、虚拟货币的概念和发展

( 一)虚拟货币的概念

狭义的虚拟货币是指网络服务商发行的能够在互联网上存在的、购买自己或者签约服务商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一种电子数据。广义的虚拟货币， 是指除网络服务商发行的虚拟货币外，还包括互联网积分，包括因技术设置而具有稀缺性的数字货币等，是网络虚拟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虚拟货币的起源和发展

虚拟货币起初主要源于网络游戏和互联网增值服务的兴起；如腾讯Q 币、 百度币、新浪U 币等。2009年比特币 (BitCoin)    创世区块在芬兰赫尔辛基诞生，是一种用户自治的、跨国界的、去中心化的加密电子货币，参与者执行特定算法成功解题时就有机会获得一定数量的比特币作为奖励，除此之外还 可以通过在交易平台进行交易取得比特币。尽管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及以游戏币起源后多元化发展的狭义虚拟货币在概念、特征上仍有所不同，但它们的诞生和迅速发展，标志着以信息产生与流动为特征的互联网络加速迈入以价值产生与转移为特征的价值互联网新时代。比特币之后又陆续出现了以太坊 (Ethereum) 、  达 世 币 (Dash) 、 泰达币 (USDT)     等大量基于区块链 技术的数字货币。2013年，随着塞浦路斯经济危机的爆发，欧洲出现对国家 信用背书的质疑，比特币市值经历大跌大涨，当年11月比特币在Mt.Gox  交 易所的交易价格创下历史高度1242美元。2021年4月，比特币交易价格已经 超过64000美元，再创新高。

二 、虚拟货币相关交易及行为的各类法律争议

现实中，与虚拟货币相关的交易及行为渗入各行业和各阶层，但并未形 成规则化和体系化的市场，产生大量法律争议。

( 一 )民事纠纷方面 

1. 因买卖虚拟货币而产生纠纷。如原告陈某杰与被告秦某网络购物合同 一案，法院经审理认定，双方围绕买卖虚拟货币订立的合同无效，但鉴于双 方已另行就弥补损失签订协议，综合其过错程度，酌情判令由被告继续返还部分款项给原告。

2. 因委托投资虚拟货币引发纠纷。如聂某诉秦某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案，法院经审理认定，委托购买虚拟货币的行为在我国不受法律保护，该行为造成的损失由当事人自行承担。

3. 投资人与交易平台之间的合同类纠纷。如李某锋与葡萄科技公司不当 得利返还纠纷中，法院经审理认为，葡萄科技公司设立比特币网络交易平台 是否违反相关规定，并不影响李某锋承担因缺乏合法依据取得相应利益而应 负的返还责任。

4. 投资人与交易平台的侵权类纠纷。如原告伍某菲主张交易平台运营方 北京乐酷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存在过错，要求赔偿其出售比特币后未能收回 价款的损失，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比特币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能作为 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但其作为网络虚拟财产具有可支配性和排他性，然而因原告未能证明其实际交易损失，故驳回诉讼请求。

5. 以虚拟货币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中作为对价使用的相关纠纷。如深圳国际 仲裁院裁决的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中，仲裁院认定，比特币可以成为交付的客体。

(二)刑事责任方面

1. 针对虚拟货币本身价值的财产类犯罪。如被告人施某某作为某网络服 务商工作人员利用其掌握修改用户密码的权限将平台用户账户内的充值虚拟 币转移至可提现账号后利用后台提现的行为，法院审理后判决被告人犯非法 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2. 利用虚拟货币的流转、代币功能等进行不法行为。因资金流转快速且 难寻痕迹，产生利用虚拟货币进行避税、洗钱、赌博等不法行为的空隙。

3. 以虚拟货币为名实施其他犯罪。投机诱惑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个人投资 者进入虚拟货币的交易平台，以期短期套利；过度包装、虚假宜传等各种非 法集资、诈骗行为也不断涌现，如国内出现的恒星币案、万福币案、中华币 案、亚欧币案等。

(三)民刑交叉方面

由于尚未建立体系化的准入、监管和备案制度，网络虚拟货币的发行人、 交易平台繁杂不清、参差不齐，目前民间正在从事虚拟货币发行、交易的主体几乎无法准确统计。部分发行人、交易平台在盛行数年甚至数月、且已有大量投资人参与的情况下，出现相应虚拟货币市值突然或逐渐大幅缩水、平台瘫痪、投资人之间无法交易等情形，其中不乏相关发行人、交易平台注册成立于境外，身份难以明确，资金流向难以查实等。大部分案件调查工作难以推进，几乎停滞在前期调查阶段，难以明确是否能够作为刑事案件立案， 引发投资人之间相互责难，纷至诉讼。如刘某平诉范某霞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原告要求介绍其购买虚拟币的同事赔偿其损失，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该案所涉“星钻科技”虚拟货币涉嫌犯罪，涉案购币账户是刑事侦查的关键调查事实，依法裁定驳回起诉。当事人上诉后，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但类似情况也常常存在可能涉嫌犯罪而仍须对投资人之间的相互追索按民事纠纷先行审理的情形。如郑某芳诉权某涛委托合同纠纷案中，案涉马来西亚MBI集团旗下MFC 区块链虚拟币交易平台， 一审法院认为，该平台中的参与者通过发展人员投入资金以维系平台的存续及交易并使前端参与人员获取利益，涉及非法经营行为，不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范畴中的委托合同关系，故裁定驳回起诉。但该案经二审审理后认为公安机关尚未正式立案，故发回指令审理。

三 、司法视野下对涉及虚拟货币案件的定性和处理

(一)现行法律规范对虚拟货币的规定

1. 虚拟货币是法律所认可的特殊类型的物。2017年10月1 日起颁布实施的《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民法典》对该条款予以了保留。即法律承认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物，具有经济价值，尽管我国目前禁止对虚拟货市赋以流通使用的货币功能，但法律界普遍认可网络虚拟货币是网络虚拟财产的一种，具有财产价值，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物；因而在刑事法律规范层面，非法窃取虚拟货币的行为触犯刑法。但上述法律条款为概括性、引致性规定，旨在为今后特别法的制定提供依据，是否能够成为具有合法性、受到法律保护的虚拟货币仍需取决于其产生方式的合法等因素。

2. 发行、交易受严格监管和限制。

(1)法律。《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印 制、发售代币票券，以代替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第四十五条规定，印制、 发售代币票券，以代替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的，中国人民银行应当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并处20万元以下罚款。

(2)规范性文件。2007年2月25日，十四个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进 一步加强网吧及网络游戏管理工作的通知》对互联网虚拟货币交易进行了严 格限制和监管。2013年12月3日五部委发布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  知》和2017年9月4日七部委发布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 均体现了我国目前对比特币的管制态度。即明确界定：认可比特币是一种虚拟商品，但不是法定货币，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不能也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其以法定货币身份从事的领域都是不为国家金融管制所允许的。进而明确禁止：代币融资交易平台不得从事法定货币与代币、虚拟货币之间的兑换业务，不得买卖或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代币或虚拟货币，不得为代市或虚拟货币提供定价、信息中介等服务。各金融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直接或间接为代币发行融资和虚拟货币提供账户开立、登记、交易、清算、结算等产品或服务，不得承保与代币和虚拟货币相关的保险业务或将代币和虚拟货币纳入保险责任范围。

(二)虚拟货币的法律属性——无记名债权关系

首先，狭义虚拟货币的发行主体是网络服务商，即非金融机构；广义虚 拟货币中以去中心化为特性的数字货币没有官方发行主体。其次，虚拟货币 的回赎性完全受限。参与者购买后不能从网络服务商处回赎，只能通过私下 与其他用户之间进行交易，甚至有些国家严禁这种交易。最后，虚拟货币交 易出现的前提是网络服务系统为这种交易提供了机制上的可能。根据币种功 能的不同，用户可以通过向服务商支付一定数量的法定货币获得相应虚拟货 币，虚拟货币在此作为计量单位的功能十分清晰。而由于系统支持用户之间 通过某种方式相互支付虚拟货币，这才为虚拟货币的交易提供了可能。否则， 如果用户之间都是通过支付相同比例的法定货币而获得相同数量的虚拟货币， 根本不可能出现利润差，也就不会出现所谓的市场了。

以普通公司信用为基础发行的各种虚拟货币，即使这些被称作“币”的虚拟货币与人民币之间形成了一定的比例，但仍然不是货币，其本质是无记名债权关系。依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印制、 发售代币票券，以代替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这是对货币法定性的一种维护。 几乎所有推出网络虚拟货币的运营商都不提供兑回现金的服务，虚拟货币的流通过程具有单向性，因此也无法形成金融交易闭环，缺乏官方退出机制。 质言之，使用虚拟货币进行所谓的“购买”行为，包括跨平台的虚拟货币支付交易，不过是复杂的债权互易而已。

(三)裁判规则的梳理——以是否含有实质性认可货币属性为区分点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虚拟货币”为关键词搜索，共检索到5551篇文 书，相关案件数量在2010年至2020年的十年间，从17宗上升到1685宗。以 其中的民事案件3056宗为视角，涉及最多的一级案由为合同、不当得利纠纷 (2352宗),本案便是其中典型。相关纠纷三级至四级案由多为不当得利纠、委托合同纠纷及民间委托理财纠纷；除此之外，多为因其财产价值而产生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类。以裁判理由和结果进行梳理，可将相关案件分为两类：

1. 在不涉及以认可虚拟货币具有或含有法定货币属性为裁判依据或隐含前 提的案件中，不因案涉虚拟货币而否定相关民事行为的效力及相关财产权益。

李4此类案件仍应依据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一般民事法律规范处 理，不因案涉虚拟货币而否定相关民事行为的效力。如(2020)最高法民终 933号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认定摩托罗拉(武汉)公司未能依照合同约定 将虚拟货币形式的奖励发放到奖励库中，使得天音公司在随后订货中无法使 用奖励冲抵货款，造成其受到实际损失，应综合双方履约情况，以现金形式 赔偿天音公司的实际损失。又如(2020)最高法知民终647号案件中，最高 人民法院认定，双方订立的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涉及国际数字货币公盘交易 所软件项目，虽未违反合同成立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 同，但项目的实际运营已因2017年9月发布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 的公告》之实施而受限，合同失去继续履行的基础，应予解除。

随蒸此大类案件中又存在一类特殊类型，即涉及民事主体个体之间以虚拟货币进行结算的案件。如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01民终12524号不当得利纠纷案中，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自行结算确认相关泰达币(USDT)价值人民币496800元，被告在协议中承诺作为不当得利返还给原告，该折价标准并未高于利益发生时的相应价值，故判决支持。经检索可知，此类案件为数不少，如在投资虚拟货币的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中，委托双方通过协议将委托理财关系转为借贷并以人民币确认债权金额，或协议由受托人以人民币形式补偿委托人虚拟币市值下跌之损失等；法院裁判多有支持。

据此，当虚拟货币在案件审理中仅作为某项法律事实出现时，如涉及以虚拟货币作为债务履行内容或以从事、参与虚拟货币交易为合同目的，或涉及侵害虚拟货币财产权益，以及在个体之间将相关虚拟货币对应价值经平等协商结算为人民币的案件等，因不涉及以认可虚拟货币具有或含有法定货币属性为裁判依据或隐含前提，不应否定相关民事行为的效力或否定相关财产权益的价值。部分案件中看似存在虚拟货币与人民币之间的结算关系，实属合同当事人对某项债权自行确立对价的行为，认可此类行为的法律效力不代表认可虚拟货币具有法定货币的属性。此处所体现的司法认定均与虚拟货币之无记名债权关系的法律属性具有内在一致性。

2. 在涉及以认可虚拟货币具有或含有货币属性为裁判依据或隐含前提的 案件中，对相应诉求不应予以支持。

(1)诉请中包含了虚拟货币与法定货币间的兑换。本案便为此类情形。 本案中，原告虽未提出委托合同无效的主张，但裁判结果实质隐含了法院对委托合同效力的主动审查。裁判理由所含的法理是，虚拟货币作为网络虚拟财产的一种，是受法律认可的特殊类型的物，因此委托事项为购买虚拟货币的委托合同合法有效，受托人据此收到用于购买虚拟货币的法定货币不属于不当得利，也不应适用无效合同返还原则。委托人以不当得利为由或以合同无效为由要求受托人返还已用于购买虚拟货币的法定货币，实为要求通过诉讼实现虚拟货币投资的退出及其与法定货币之间的刚性兑付；隐含了请求裁判给予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间的定价、兑换、交易、结算的过程，违反了本文所述的相关金融监管法规，因而不能获得支持。

这一问题的分析可存在一定的展开和思辨。如上文提及的深圳国际仲裁 院(2018)深仲裁字第64号仲裁案，仲裁庭关于私人间持有及流转比特币的 契约有效，违约方未依约交付相应比特币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的认定，应为 合法有据；但仲裁庭在该案中以okcoin.com ·网站公布的收盘价认定了相应比特币的美元价值后又折算为人民币裁决支付；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受理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后，作出(2018)粤03民特719号民事裁定书，认为裁决的处理结果实质上变相支持了比特币与法定货币之间的兑付、交易，与相关规范性文件精神不符，裁定予以撤销。该案情况与上文所列的(2020)最高法民终933号案颇为相似，由此可见，同为未依约交付虚拟货币的违约行为，诉请直接兑付与诉请并举证证明由此产生的实际损失，将得到不同的裁判结果。故而，对诉讼或仲裁委托代理人而言，在对虚拟货币法律属性的深度理解的基础上，以裁判规则的梳理区分为视角，根据具体案情选择性地列明案由和提出相应诉讼请求甚为重要。

(2)诉请给付虚拟货币。如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陕01民  终11210号案件，该案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直接支付某交易平台中的比特币， 法院经审理认为比特币并非法定货币，相应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诉讼范围，裁定驳回起诉。该案所含法理为：诉讼请求为给付之诉，诉请给付的标的为虚拟货币，实际上隐含了将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判决予以支付的要求；因而未能得到二审法院支持。

综上，虚拟货币产生至今已有二十余年，无论是发行主体、币种功能，还是交易平台，均出现了名目繁多、参差不齐并且跨国境的发展态势。在探索虚拟货币之创新性能为未来经济发展带来的良性影响的同时，也需在相应法律框架下明晰其争点所在及司法认定规则，以利于各参与方清楚判断风险与责任。

一审法院合议庭成员  吴  爽  庄锦华  詹荣泉

编写人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吴爽

责任编辑  杨  奕 

审稿人 刘  敏 

原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22年第2辑(总第168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