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法院优案评析｜《民法典》绿色原则嵌入民事合同裁判的规范路径

《民法典》第九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该条款被称为“绿色原则”，彰显了我国民法对绿色发展理念的肯认，系民法理论与实务的重大创新，但绿色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尚有待规范。本案生效判决充分发挥绿色原则司法裁判功能，实现公益与私益的协调，取得较好效果。以本案为引，本文对绿色原则展开体系性解读，构建其在合同审判中的裁判方法、审理思路与具体适用规则，对于进一步完善绿色原则理论体系并指导实践具有创新价值。

一、追本溯源：准确审示绿色原则内涵体系及其与相关原则的区别

民法基本原则从属性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体现民法价值理念的基础性原则，如自愿、平等；另一类是体现民法核心价值理念与社会需求平衡性的限制性原则，如诚信、公序良俗、公平原则等。绿色原则是民法中调整私权与公权冲突的限制性原则，通过建立民法与环境法的关联，实现民事主体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利益平衡。为准确适用绿色原则，首先需明确其具体内涵，并廓清该原则与相关原则之异同。

(一)绿色原则的具体内涵

对绿色原则的具体内容应作如下理解和把握：

首先，“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明确了适用主体及范围的广泛性，该原则适用于所有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的所有领域。其次，该原则系将环境公法义务转介至私法领域，对民事主体科以民事法律义务，“应当”指违反绿色原则将获得负面法律评价。最后，“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在文义上为并列关系，但侧重点不同；“节约资源”倡导对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保护生态环境”强调对环境服务功能的维持或提升，二者共同指向对“环境资源”的体系性保护。因此，“资源”应以是否具有生态属性而非以是否具有经济属性进行理解。需特别注意的是，因部分人为活动对自然环境予以改造并融为一体，且对自然环境产生生态调节等作用，故不宜仅凭资源是否“自然”形成而作界定。

(二)绿色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之辨析

有观点认为，绿色原则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原则，可考虑总结为公序良俗的一种类型， 笔者不赞同该观点。公序良俗原则调整民事主体之间的人类社会内部法律关系，引导民事活动遵守公共秩序和符合主流道德观念，维护一定地域和时间维度内的代内公平；绿色原则系符合新时代背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原则，协调人类社会与外部生存发展环境之间的关系，除维护代内生态安全之外，还需维护代际公平。违反绿色原则虽对环境公序造成损害，但只有达到较为严重的程度才足以违背公序良俗，两者在调整对象和价值功能上虽有一定重合，但各具独立性。

二、裁判方法：运用体系化裁判方法释放绿色原则司法裁判功能

作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绿色原则应当与民法其他基本原则一样具有裁判功能。一方面，充分运用法律解释、规则补充的裁判方法，发挥绿色原则的规范意义指导审判实践；另一方面，应通过价值判断和结果矫正的方法，秉承民法整体利益衡平的逻辑思路，以必要性和适度性为准则，审慎考量案件具体事实，作出公正合理裁判。司法实践中，大部分案件仅引用绿色原则进行价值宣示和宣传教育，但未充分体现绿色原则的司法裁判功能。对此，可体系化运用价值判断、法律解释、补充规则、结果矫正的裁判方法释放绿色原则的裁判功能。

(一)价值判断

价值判断既包括对法律事实的价值判断，也包括对法律规范所蕴含利益表达的价值判断。

首先，应注意私益与公益的衡平。民法以保护私益为核心，以绿色原则为指引，并非树立环境公益必然优先的裁判逻辑，而是在尊重意思自治和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实现交易安全与生态安全的和谐。

其次，应注意环境公益与其他公共利益的协调。不能只片面考量生态环境资源保护而忽视其他公共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实现，应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生产技术条件、环境容量和环境脆弱性存在区域性差异的特征，合理衡量环境利益在个案中的权重。

最后，应注意环境公益的时代性特征。在粗放式经济发展时期，民事主体的合同权利义务可能以损害生态环境资源为代价，故不宜适用绿色原则断然否认特定历史时期合同的效力，但应确保生效裁判内容的履行符合当前的生态环境保护理念，并契合可持续发展的代际公平理念。

(二)法律解释

通过绿色原则“转介”可进行法律解释，“转介”即将环境法规 引致到民事法律规范和合同条款中，包括两方面：(1)在解释民事法律规则时，将环境法规内容转介到法律规则和合同条款中，解释不确定语义、适用条件和当事人意思表示等。例如，对“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的区分，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合同基础条件等语义的解释。(2)将环境法规内容转化为具体的合同权利义务。可通过绿色原则将公法内容引入司法裁判，解释权利义务内容，主要包括自然资源权属、合同目的、变更转让，以及是否导致当事人违约、影响合同目的实现等。

(三)规则补充

通过法律解释仍不能进行司法裁判或法官发现法律规则存在空白时，可审慎运用绿色原则进行规则补充，规则补充时应穷尽法律规则并防止向一般条款逃逸。第一，应穷尽法律规则。在新类型或疑难案件审理中，若《民法典》合同编分则缺乏对应法律规则，应适用《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规定并参照适用法律中最相类似合同的规定，如适用不能，则溯源至《民法典》总则编的相关条款。若上述法律规则均不能满足司法裁判时，方能进行规则补充。第二，防止向一般条款逃逸。绿色原则不具备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通常难以用于司法裁判。运用绿色原则进行规则补充时，应将绿色原则作为规则创设指引，并综合其他法律原则对创设规则进行合体系性的评价，规则补充的过程应考虑对类案的影响，但规则补充的结果应仅限于对个案发生效力，而不能当然类推适用于其他案件。

(四)结果矫正

适用法律规则时，如出现对生态环境保护造成明显不利后果，或对当事人明显不公，可适用绿色原则对适用法律规则得出的裁判结果进行矫正。综合合同权利义务对环境的侵害程度、继续履行的后果、当事人能否对环境措施进行合理预期、环境措施是否直接影响合同目的实现、当事人行为是否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目的等因素，合理调整裁判结果，进入再次循证。

三、裁判路径：构建“四层次”分步法裁判规则体系

为了更好地发挥绿色原则的司法裁判功能，应具化绿色原则的裁判规则，以增强司法适用的确定性。建议采取四层次分步审理思路。

(一)甄别适用范围

所有的民事活动均应遵守绿色原则，但并非所有合同纠纷案件均有必要适用绿色原则，应以争议焦点是否涉及合同权利义务与环境公益为标准，判断应否适用绿色原则。

(二)启动司法适用

从程序法角度而言，适用绿色原则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相关事实查明，按照《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应由法院依职权调查认定。从实体法角度而言，当事人有权提出适用绿色原则；当事人未提出时，为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实现充分攻防，法院应按照《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作为法律争点进行审理或释明，并听取当事人意见。

(三)适用法律

1.适用法律规则

有唯一且语义明确的法律规则时应直接适用，有唯一但语义不明确的规则时，转介环境法规进行解释；有多个法律规则存在冲突时，运用绿色原则进行协调；无法律规则的情况下，适用绿色原则进行规则补充。

2.转介环境法规

如前所述，绿色原则的转介作用可将环境法规有效引致到合同审判中，用于解释协调，转介应符合如下要求：

第一，环境法规具有合法性。法官应尊重行政权并发挥民事裁判审查职权，区分情形处理：(1)法律、行政法规可直接转介并作为裁判依据；(2)规章及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应审查是否违反上位法规定、是否已经被废止或失效、是否被人民法院认定为不合法等，具有合法性的环境法规应体现在文书说理中；不具有合法性的环境法规不得引入裁判。

第二，内容具备确定性。被转介的环境法规内容需具体、确定，包含具体权利义务内容或概念。

第三，与案件争议存在关联性。被转介环境法规对案涉合同产生直接、确定的影响，如影响合同效力、履行、权利义务内容等。

第四，转介程序符合正当性。法官应当在法庭辩论终结前向当事人开示被转介的环境法规，并引导当事人就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辩论，否则不宜体现在裁判文书中。

第五，对案件处理具有实效性。转介环境法规之后对案件处理应具有实际、正面效果。

第六，裁判结果符合合同审判规则体系。转介环境法规并据此作出裁判后，应进行结果检视，裁判逻辑应自洽且符合合同审判体系性要求。

(四)结果的检视与矫正

分析适用法律规则后的价值实现情况：检视私益与公益的外部协调情况，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内部协调情况，如果已经达到最优结果，则据此作出裁判；如未能达到最优裁判结果，则综合运用绿色原则和其他法律原则进行结果矫正并作出裁判。运用绿色原则对裁判结果进行矫正的主要方式如下：

1.认定合同效力：一是审查合同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运用绿色原则对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进行解释和区分，从立法目的、受保护环境公益的重要性进行解释，如合同内容涉及违反生态保护红线的强制性规定时，因生态保护红线系保障生态安全的临界值和最基本要求，可否定合同效力。二是审查是否因未办理审批手续影响合同效力。运用绿色原则引致法律、行政法规并予以审查。三是审查合同是否违背公序良俗，审查合同内容、对环境公益的影响是否已达到违背公序良俗的程度，如违背公序良俗，则认定合同无效。

2.合同的变更、解除。绿色原则对合同解除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审查环境法规或环保措施是否导致出现情势变更和不可抗力：即环境法规、环保措施的具体内容是否确实、直接导致合同基础条件发生了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或引发不可抗力，导致合同履行方式、履行期限、履行内容发生变化，或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应首先适用相关法律规则并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不宜片面强调环境公益而适用绿色原则限制当事人的合同解除权，但可调整当事人的责任承担。

3.调整责任承担。应综合考虑当事人过错、合同权利义务对生态环境资源影响的恶劣程度、给对方当事人造成的损失、环境法规或环保措施对合同权利义务的影响程度、合同履行现状、是否存在继续履行可能性、继续履行合同对生态环境资源的影响程度、违约动机等因素，再适用公平原则和相关法律规则确定当事人责任。

本案中，立康公司并不存在违约行为，新桥水库管理所单方解除合同的行为不符合法定和约定解除合同的情形；且立康公司的经营养殖行为并不违反当地政府规范性文件，故本案亦不适用情势变更条款，因而新桥水库管理所的行为构成违约。如按合同法一般规则裁判，则新桥水库管理所将承担900万余元的违约责任，其责任承担与过错程度、违约动因明显失衡。且案涉水库系集中式饮用水源水库，现已不满足Ⅲ类水质目标，合同的继续履行显然不利于水库水质的生态修复。二审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充分运用价值判断和结果矫正的裁判方法，结合公平原则的价值理念对当事人的责任承担予以调适，充分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双赢。

四、本案的启示与意义

随着生态文明保护的现实需要，可以预见的是，绿色原则在民事合同裁判领域将发挥愈加重要的裁判功能。本案裁判作为绿色原则嵌入民事合同裁判的司法适用样本，可以对类案审理提供以下两方面的参考：

(1)司法理念的准确把握。对绿色原则的准确理解和把握是对其进行正确适用的前提和基础。绿色原则打破传统民法严格区分公法与私法的认知范式，从私法角度保护环境公益。这更需要裁判者更新司法理念，充分平衡好公益与私益、环境公益与其他公益的关系，在利益兼顾的情况下调适法律适用规则，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2)审理路径的规范完善。目前，如何精准适用绿色原则尚未形成共识，势必产生“类案异判”的现象。为统一司法裁判尺度，可从中观和微观层面予以规范。本文对绿色原则的司法适用，正是在中观层面提出价值判断、法律解释、规则补充和结果矫正的裁判方法；在微观层面提出“四层次分步审理思路”的裁判路径：即甄别适用范围—启动司法适用—适用法律—结果的检视与矫正，并结合审判逻辑构建具体化裁判规则，实现绿色原则的规范化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