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披露新款车信息是否构成消费欺诈的认定——娜某某诉理想智造汽车销售服务(大连)有限公司、北京车和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未披露新款汽车信息时经营者是否构成消费欺诈的认定

 ——娜某某诉理想智造汽车销售服务(大连)有限公司、北京 车和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关键词：民事   新款汽车  买卖合同   消费者   欺诈

裁判要旨

1. 在因未披露新款汽车上市消息而引发的消费欺诈诉讼中，只有在经营者已经提前、明确知晓汽车新款上市信息，但仍故意指使销售人员欺瞒消费 者，并导致消费者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时，才能认定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

2. 消费者应就消费欺诈的构成要件承担举证责任；不能仅以购车后发生 的新车上市事实来推断经营者在售车前即存在主观的欺诈故意。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百四十八条 一方以欺诈手段， .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 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五十五条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 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 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 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经营者依照本法第 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等法律规定赔偿损失，并有权要求所受损失二倍以下 的惩罚性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一条  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负有告知义务的人故意隐瞒真实 情况，致使当事人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法 典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欺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百零九条  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 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 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案件索引

一审：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21)京0113民初16676号(2021年11月3日)

二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03民终19647号(2022年3月24日)

【基本案情】

原告(上诉人)娜某某诉称：其在买车时十分关注车辆是否有更新换代 的情况。经过与理想智造汽车销售服务(大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理想公 司)销售的再三确认，理想公司销售说在2022年前不会出新款汽车，其才购 买了涉案车辆；但理想公司在一个多月后就发布了新款汽车，导致其刚购买 的涉案车辆变成旧款，严重贬值。理想公司具有将新车上市计划告知消费者 的法定义务；理想公司不披露汽车新品上市信息的行为违背商业诚信，属于 欺诈行为，应全额退还购车款并按照购车款的三倍进行赔偿。

被告(被上诉人)理想公司辩称：娜某某于2021年3月8日购买其车辆 时，理想公司所销售的理想ONE 汽车生产厂家尚未发布2021款理想ONE 汽 车，没有确定销售价格，销售系统中也不存在2021款理想ONE 汽车，更无法 提前购买2021款理想ONE 汽车。理想公司从未告知过原告“在2022年前不 会出新款”,不存在娜某某诉称的“虚假宣传、侵犯消费者知情权，构成欺 诈”的情形。理想公司在出售过程中没有作出承诺，理想公司对于是否会发布新款也不知情，不构成欺诈。娜某某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告(被上诉人)北京车和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车和家公司)辩称：车和家公司只是车辆的设计方，不是本案法律关系主体。车和家 公司并非买卖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与娜某某不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因合同产生的债务及责任应由合同相对方承担，合同效力只及于当事人之间而不涉及第三人。  

法院经审理查明：2021年3月8日，理想公司与娜某某签订《理想汽车购买协议》,娜某某通过理想汽车App 订购理想 ONE 汽车一辆，购车价格为

328000元，合同签订后，理想汽车与娜某某于当日交接了娜某某订购的理想 ONE 汽车，并为娜某某出具购车发票一张。理想公司销售给娜某某的汽车为 理 想ONE2020 款汽车。2021年5月25日，理想汽车发布2021款理想ONE 汽车开始上市销售。

【裁判结果】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3日作出(2021)京0113民初 16676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娜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宜判后，娜某某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 3  月24日作出(2021)京03民终1964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不能仅以购买行为后发生的新车上市事实，推断购   买行为之前理想公司、车和家公司的主观状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   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   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在娜某某主张理想公司、车和家公司构成欺诈的情况下，其未能就该两家公   司已经提前、明确知晓理想汽车新款车辆的上市时间、配置、价格，但故意   指使销售人员欺瞒消费者，并最后导致娜某某作出错误意思表示进行举证，  其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考虑到理想汽车新款是否上市、上市时间、价格等   消息属于其内部决策事宜，可能根据内部或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而理   想公司作为涉案车辆的销售公司，其关于不知晓理想汽车新款车辆的上市计   划的抗辩亦属合理，娜某某一审中提交的微信记录亦能佐证销售人员不知晓上市事宜。

【案例注解】

本案系汽车买卖合同纠纷案，审理的难点主要有三个：第一，《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欺诈”的认定标准是否与《民法典》 第一百四十八条一般欺诈的构成要件一致；第二，经营者欺诈故意的认定， 是以欺诈行为的客观存在推定具有欺诈故意，还是消费者需要就经营者存在 欺诈故意进行举证，不能仅以行为来推断经营者的主观状态；第三，经营者 告知义务与消费者知情权应当如何平衡。

一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上欺诈的认定宜与民法保持一致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有关消费欺诈的认定，是否与  《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一般欺诈的构成要件一致，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 肯定说指出，既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或者立法机关并未特别规定二者有  别，《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上的欺诈自然适用民法上一般欺诈的构成要件；否  定说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特别法，有特殊的理论基础和实现机制， 民法中欺诈的制度构成不能移植到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欺诈解释中。

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特别法，体现的是国家强制力等作为理由将 消费者保护排斥在民法之外的观点是牵强的。即便承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具有国家对市场行为和经济秩序进行干预、控制的公法色彩，但这并不意味 着其每一条规则均具有公法属性。从比较法来看，德国、荷兰、意大利等国 均将消费者保护纳人各国的民法典。此外，欧洲私法统一化进程中形成的多 部私法领域的示范法亦将消费者保护纳人其中。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的起草 者认为，虽然消费者保护法包含一些不同于私法一般规则的规则，但它仍然 构筑于私法的基本原则之上，而非私法内部的独立王国。

由此可见，在制度构成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有关  消费欺诈的认定标准宜与《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保持一致。按照同一思路， 消费欺诈的证明标准也应当与《民事诉讼法》有关欺诈事实的证明标准保持  一致，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百零九条规定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据此，当事人对欺诈、 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  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即欺诈的认定标准要高于一般法律事  实。本案中，娜某某对欺诈事实的证明，并未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 标准。一、二审法院根据在案证据及查明的事实，结合司法解释规定的关于欺诈的证明标准，认为娜某某举证的事实并不足以证明销售者在销售车辆过 程中存在欺诈行为，并无不当。

二 、销售者消费欺诈主观方面的认定应当以故意为标准 

从现有司法审判实践来看，各地法院对经营者欺诈故意的认定，主要有 两种不同的做法：第一，以客观上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为标准。只要消费者 提供了初始证据，证明经营者客观上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与法定要求、允诺条 件不符，则推定经营者有欺诈的故意，除非其能够提供反证。第二，以主观 上经营者存在欺诈故意为标准。即经营者具有陈述虚假事实、隐瞒事实或歪 曲事实的主观心理状态，主要表现在对于商品或服务有关的信息进行隐瞒或 故意告知虚假情况 。

以客观上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为标准，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侵害消费者 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的影响。《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十六条规 定：“经营者有本办法第五条第(一)项至第(六)项规定行为之一且不能 证明自己并非欺骗、误导消费者而实施此种行为的，属于欺诈行为。经营者 有本办法第五条第(七)项至第(十)项、第六条和第十三条规定行为之一 的，属于欺诈行为。 ”

需要注意的是，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行政规章的 规定不能作为民事责任认定的充要条件。《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认 定的欺诈是行政处罚的依据，是为了达到规范和管理市场秩序的目的，这一 点不同于民事欺诈。此外，《民法典》是正式法源，《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 罚办法》本身属于行政规章，在法律效力层级上，显然不可等量齐观，在二 者关于欺诈行为的规定存在不一致时，应当以《民法典》为准。因此，在民 事案件审判中，不宜适用《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认定欺诈。事实  上，绝大部分司法裁判也确实将主观故意作为消费欺诈的构成要件。据此而论，本案中，由于对新车型发布时间、上市时间等内部决策信息，汽车销售  商一般无法得知。在销售合同签订时，因汽车销售商不知道新款上市时间而  无法告知消费者的，并不存在告知虚假情况、隐瞒真实情况的主观故意心理， 因此不存在欺诈故意。

三 、经营者告知义务以及消费者知情权范围的个案平衡

汽车的商品属性和流通属性形成了海量的信息，要求经营者将车辆所有 的信息全部告知消费者，对经营者来说是不现实的，且不利于消费者知情权  的保护。虽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经营者的告知义务以及消费者的  知情权，但在实际的汽车消费纠纷中，仍然存在未告知内容是否属于经营者  告知义务或消费者知情权范围的争议： 一方面，汽车商品本身及流通各环节  涉及的信息量巨大，难以详细规定何种信息属于告知义务的范围；另一方面， 也是由于法律对属于经营者告知义务的内容仅作了较为宽泛的规定，在判断  经营者未告知车辆相关信息是否构成消费欺诈时，首先要判断未告知的信息  是否属于经营者告知义务范围的内容。

对于经营者告知义务或消费者知情权的范围问题。首先，经营者告知义 务的履行范围应以是否影响消费者作出意思表示为判断要件，即该产品(服 务)信息是否属于足以影响消费者购买该产品(服务)的关键信息因素。换  言之，经营者告知义务的范围并非穷尽所有的产品相关信息，而是限于影响  交易基础的关键信息。对于相关法律无明确要求，且经营者确实没有正常途  径或者难以获得的信息，自然无法告知消费者，既不属于告知义务范围，也  不构成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侵犯。其次，可以参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  的告知范围，即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分、 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  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此外，还可以参考行业惯例或行业标准 来认定，如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关于乘用车新车售前检测 (PDI)  的信息告知规  定，明确了哪些情形应向消费者进行告知。

经营者的商业秘密权、经营决策权和消费者的知情权都是受法律保护的 正当权利，当经营者的商业秘密权、经营决策权与消费者的知情权发生交叉 和冲突时，应当根据个案的实际情况进行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在尽量兼顾 的基础上做到平等保护。以汽车行业而言，发布新款车、系统升级等信息就 不宜认定为需要向消费者告知的信息。理由在于：如果将这些信息认定为需 要向消费者告知的信息，并进而认为没有告知即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甚至 构成欺诈，则对汽车行业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这是因为，无论经营者 选择在何时向消费者披露新品上市信息，只要消费者在披露日前购买了旧品，

都会造成这部分消费者错过新品上市的信息。如果要使过往消费者不错过新  品上市信息，只能是经营者永远不发布新品。由此可见，具体到汽车行业， 公司的商业秘密或者内部决策，例如新品上市前是否向消费者披露信息、在  何时进行披露等，在法律并无明确要求、完全属于经营者自己商业决策的情  况下，不属于经营者的告知义务与消费者知情权所涵摄的范围。经营者不披  露或者不及时披露，不构成对消费者的欺诈，也不构成对消费者知情权的  损害。

一审法院独任审判员 李  建

二审法院独任审判员 杜丽霞

编写人  湘南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建肖 

责任编辑 杨  奕

审稿人 刘  敏 )

原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22年第11辑(总第177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