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某脑死亡认定之争：工伤认定条例下的时间难题

在2014年10月30日17时15分左右，某激光公司职工王某在上班期间突发疾病，随后被紧急送往甲医院救治。病历显示，当日19：15，王某已被宣告病危，诊断为主动脉夹层动脉瘤等，情况十分危急，需转至上级医院继续治疗。

之后，王某被转至乙医院进行抢救。乙医院在10月31日为其施行了手术，但术中发现右冠状动脉完全梗死，术后王某带气管插管转入ICU。11月1日17：00，王某的病情进一步恶化，被诊断为基本处于脑死亡状态，且出现多脏器功能不全，但家属仍坚持要求继续抢救治疗。然而，王某的病情持续恶化，在11月2日20：15出现血压下降等一系列危急情况后，最终，家属无奈要求主动出院，转至当地医院继续治疗。遗憾的是，王某于出院当日在家中去世，并于2014年11月5日被火化安葬。2015年6月10日，某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证实王某于2014年11月2日在家中去世。

王乙对该决定不服，再次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市人社局虽具有工伤认定的法定职责，但对于王某死亡时间的认定，不能仅依据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因为该证明书虽能证实王某死亡的事实，但存在时间滞后性，且各方对死亡时间争议较大。而出院诊断证明书中记载的王某脑死亡状态时间具有客观真实性，从现代医学主流观点来看，脑死亡意味着全脑功能不可逆转的丧失，此时通过医疗器械维持的生命体征更多是满足亲情心理，并无实际延续生命的价值。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市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适用法律不当，判决撤销该决定书，并责令市人社局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决定。

市人社局不服一审判决，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市人社局指出，王某在11月1日17：00只是被诊断为“基本为脑死亡状态”而非真正的脑死亡，且11月2日办理出院手续，说明其出院时仍处于存活状态。同时，一审判决既认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和司法机关不具备判断自然人死亡的职能，又对王某的死亡事实及判断标准作出主观认定，前后矛盾。此外，以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具有滞后性为由否定其法律效力，缺乏法律依据。

二审法院则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王某是否在48小时之内死亡。首先，根据相关规定，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是判断自然人死亡的重要依据，在我国目前尚无脑死亡立法的情况下，无论是临床医学还是司法实践，都以呼吸、心跳停止作为判定死亡的标准。因此，在没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所记载时间的情况下，应以该证明书为准。其次，医院诊断的王某“基本为脑死亡状态”的时间不能作为其死亡时间，因为乙医院未将此作为王某死亡的最终判断，且在之后还为其办理了出院手续。最后，对于“视同工伤”的情形应严格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执行，不得随意扩大解释。本案中，王某从2014年10月30日19：15在甲医院初次诊断至2014年11月2日22：55之后死亡，已超过48小时，不符合“视同工伤”的规定。因此，市人社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并无不当，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王乙的诉讼请求。

王乙仍不服二审判决，向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再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市人社局认定王某的死亡时间超出视同工伤的情形并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未违反法律规定。乙医院的出院记录并非死亡医学证明书，“基本为脑死亡状态”也不能等同于“脑死亡”，且医院在该时间后还为王某办理了出院手续，所以王乙关于以脑死亡时间认定王某死亡时间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最终，再审法院裁定驳回王乙的再审申请。